文/谢可训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上海领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来源/法律读库
幽默（ humor）一词原属泊来品，虽为音译，但也颇能达意传神。按照译者林语堂博士的说法：幽为幽隐（有含藏不露之意），默为默会（有悠然心会之意），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幽默是对人生困境的超越，让我们的生活善而有趣。法律则使我们免于丛林法则的支配，过正义而有序的生活。
一、法律与幽默：两种人生艺术
1、两者均为语言文字的艺术。法律追求贴近生活的法律真实，其语言讲究简洁精当，文义射程有限，力避歧义而符合常识，贵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唯其如此，法律才能为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使社会生活井然有序。幽默追求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其文义射程无远弗届，迂回含蓄。一方面，幽默看似荒诞，是不真实、不可能或不讲理的，或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如“七窍生烟”，“脑洞大开”），或言过其实，夸大其辞（如“我等得花儿都谢了”，“我愁得假发都白了”），或正话反说，直话歪说（如调侃恋人“提升自我，我比你有空间；选择另一半，你比我有眼光”），或利用歧义，由此及彼（如“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借助比喻、夸张、双关等修辞手法，发弦外之音，表言外之意。可见，幽默追求的意境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而此处之“理”，殆非常理，更近歪理。正所谓：“理儿不歪，笑话不来”。幽默不需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原为无稽之谈，但却貌似有理，不按常理出牌，仍能自圆其说。幽默是从意想不到的角度送出的温柔一刀，令人在正常预期落空后感受离奇之谐趣，进而引起深刻之反思。
另一方面，幽默又是真实的。幽默既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存在于想象世界。幽默之所以荒诞不经而出人意表，是因为其诉诸生活中作为非常态的小概率事件，甚至求诸只存在于虚构中的不可能之事。特别在以谬制谬的场合下，幽默更可以是荒谬的。但幽默能从荒诞中揭示理智，以反常的方法揭示常识的可贵，在造成不协调以引起滑稽感与诙谐感的同时，以标记“此路不通”的方式反向指示对比例与和谐的追求。正因幽默贵能打破惯常思维的束缚，无忌的孩童口中总能道出令成人忍俊不禁的童趣妙语。
2、两者均为说服人心的艺术。服人有压服、说服和悦服三种，法律与幽默均志在说服人心，但法律偏于压服，幽默着重悦服。马克·吐温说：“人类唯一有效的武器是幽默”，幽默的钥匙可以开启严肃的心扉。幽默的最大功能是使人发笑，而“笑是力量的亲兄弟”，轻松一笑之后，多余的心理能量也便得以释放。笑是预期落空时由势能转化成的一种动能，心理落差越大，笑料就越足。幽默愈幽隐，愈荒诞，则愈偏离预期之常轨。偏离之初，人自不免惊异；惊异之余，又觉其中不无合理性，而难免惊奇；思忖回味之下，复有所得，乃不觉惊喜，故有笑之产生。幽默与人的心智完善程度成正比，内心越强大活泼，经验和知识的储备越丰富全面，生成幽默的可能性也越大。幽默又与人的利害关联程度成反比，对于利益攸关者而言，预期落空未必是一件令人愉悦之事。一旦多余的心理能量向负面转化，就可能演化为打击报复乃至杀人放火。可见，幽默是一种传播正能量的非常规武器，以反常之善使人发笑。相对而言，反常之恶令人生厌，反常之愚昧让人哭笑不得。笑的生成机制是物理的，但从效果上说却是化学的。如果说法律是情感、理性和强力的统一，则幽默是情趣、智慧和魅力的统一。
通过对人心的征服，两者都担负着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法律的调节受制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呈单一定向型，致力于修复被扭曲的社会关系。幽默的调节则可超越当下的时空限制，呈多维发散性，借助想象力将本已扭曲的社会关系作放缩或转化处理，将事物置于放大镜、望远镜或哈哈镜下观察，更易窥见其中的不合理及可笑之处，进而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法律是正，幽默是奇，“以正取，以奇胜”。要说化解矛盾纠纷，促进人际和谐，运用幽默有时能收法律达不到的效果。智者苏格拉底就精于此道，在被悍妇泼成落汤鸡之际，他仍不忘淡定地来一句“响雷之后必有大雨”，从而瞬间消弭争端及尴尬于无形。又有上海地铁上的两位美丽女性，曾经高扬反性骚扰的旗帜“我可以骚，你不能扰”。此一表达将惯常连用的“骚扰”两字拆解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从而在原意与新义间形成明显的反差，这一反差有力冲击了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并引发我们对该问题的深度反思。不难看出，幽默的表达更加入耳入心，更富于冲击力和感染力。幽默体现的是一种软实力和巧实力，只要运用得当，可以对法律的强制力起补充作用。
3、两者均为达致幸福的艺术。法律赋予人以幸福追求权，幽默使人感觉快乐和幸福，两者殊途而同归。法律与幽默形式相异。法律是人的行为规范，受制于客观规律，当切合实际，四平八稳，一碗水端平。幽默是一种精神游戏，可剑走偏锋，另辟蹊径，随心所欲，异想天开。法律诉诸人的避苦本性，惩奸罚恶以儆效尤。幽默诉诸人的趋乐本性，彰美扬善传播友爱。法律体现社会的基本共识，但也兼顾个案的特殊性，不简单化搞“一刀切”。幽默体现个性，却旨在激起心灵的共鸣。法律严肃，但不失游戏人生的底色。幽默放松，却外谐内庄、寓庄于谐。幽默不是对生活不认真，而是不与生活较真。法律偏好秩序，各安其位，稳中求变重守成，平平淡淡才是真。幽默颠覆秩序，不落俗套，破中有立求创新，语不惊人死不休。法律重比例原则，手段与目的相一致，中规中矩恰与其分。幽默多不合比例，苍蝇拍打苍蝇平淡无味，“高射炮打苍蝇”才新奇有趣。不过，幽默可不合比例却不可无分寸，不讲时机与尺度、不分对象和场合的幽默是送给秃者的梳子、抛向盲人的媚眼。法律入世，其要素不外乎逻辑与经验。幽默超脱，总要挣脱常规逻辑和刻板现实的束缚。幽默是换一种视角看世界，是人在洞察自身之渺小与现实之无奈以后兀自欣然面对的豁达，是适时跳出自身三尺开外，对小心翼翼地专注于走生活钢丝的自我的反躬自笑。这种笑，很难说不是带泪的笑。能够有这种带泪的笑的人，必能对自己及与自己处境相仿之同胞的命运有同情的关切，也必能以乐观知命的态度与自己也与世界达成和解。泪是同情和悲悯，笑是理解和包容。懂得幽默的人更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只因他懂得拉开距离来远观自身，故而易见一己的渺小与不堪。独裁者是不苟言笑的，因为他被自以为主宰一切的自我膨胀感所蒙蔽，看不到自己言行的滑稽可笑之处。他是忘记了康德的教诲：“世上无人像其自以为是的那么重要。”正因为独裁者的不能自嘲，专制社会中的灰色幽默倒往往是最多的。
法律与幽默旨趣相通。两者都追求真善美，法律是因真善而见其美，幽默是于美中见其真善。“幽默的目的是审美”，但又常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句谐语破天机（如称大炮为“一种校正国家边界的仪器”，外交是“一种为自己国家利益而说谎的爱国主义艺术”）。两者都追求正义，法律是严谨务实的理性正义，幽默是不拘一格的诗性正义。法律重“不同事物不同对待”甚于“相同事物同等对待”，理性多于感性。 相比之下，幽默更善于发掘不同事物中的共性，总能从看似无关的东西当中觅到相似之处（如从“演说”与“女人的迷你裙”中挖掘出“越短越好”的共性），这种超脱的立场与发散性思维，已有“齐万物”的道家意蕴。当然，幽默中也不乏将“不同事情不同对待”的理性（如“热吻难终日，饭得天天吃”），但多为大无化之的概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理性区分。幽默往往从大处着眼，并不透过显微镜来辨析事物间的毫厘之差，故其感性多于理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幽默也是天生的平等派，给弱者以俾倪豪强的精神优势。矮又何妨？天塌下来，有高个子撑着。胖又怎样？一个胖子让座，三个瘦子受益。穷又如何？还没穷到只剩下钱呢……幽默也使强者更富于人情味和亲和力，从而迅速拉近与他人的距离。
二、法律中的幽默
幽默是一种表达方式，弗洛伊德视幽默为“人类发泄自己被压抑欲望的途径”。幽默表达是无意识的意识化，和做梦一样是不可抑制的。对于幽默，法律不仅应该适度容忍，甚至还能善加利用。比方说，对政要的滑稽模仿，就不失为一种展示亲民形象、吸引公众眼球的宣传利器，若将之定性为侮辱人格，那就太没幽默感了。法律对待幽默的大原则应是“谑而不虐”：可以调侃，但不得伤害；可以打法律的擦边球，但不得出界。如“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无官不贪、无商不奸”等，固然有“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偏激，但打击面广而力量分散，难以造成实际损害，若将此种表达所致之弊与保护言论自由之利两相权衡，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故法律大可一笑置之。
法律中不无温情脉脉的玫瑰色幽默。“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广告，明显违背常理，虽作“虚假宣传”，却不致“引人误解”，不可信而可笑，不合理却合法。“鸡不可失”等搭成语便车的行为也并不构成对知识产权的侵权，因为语言本身不属于被垄断的对象，除非附着于商品之上，特定化为商标或商号。你心仪的她要是对你说：“如果太阳打西边出来，我就嫁给你”，或者“等到20016年，我就嫁给你”，你可千万别忽略前半句而徒致空欢喜。从形式上看，她的婚约属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民事行为，但因其所附条件或期限之不可能，该民事行为依法自然无法成立。事实上，她虽表面上同意出嫁，但潜台词却无疑是“死也不嫁”，表意之言与言外之意相映成趣，产生令人哑然失笑的幽默效果。实际上，幽默是一种“欺骗术”，是善意的欺骗与真实的谎言，如魔法一般，能在瞬间点亮黯淡的人生。像“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爱你一万年”之类爱人痴语，虽属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却堪称不可或缺的爱情甜蜜剂。如果你在说谎，我不知道你在说谎，则你有欺诈之嫌，可能后果很严重；如果你在说谎，我知道你在说谎，你也知道我知道你在说谎，则此时之说谎实为调侃，可以心照不宣，一笑解颐。
真理与谬误之间，仅有一步之遥。如果故意利用语言的歧义误导他人以谋私益，就可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产生令人齿冷的黑色幽默。如曾许诺守城者 “投降，就不流血”的攻城者，一俟对方投降即将其活埋；又如“天价虾事件”中的店家，将一般消费者理解的38元一盘的虾曲解为38元一只……遭遇此类“被幽默”，我们只怕难觉其中幽默而只觉其人腹黑。毕竟，幽默是与善良为伴的。
那么，透过语言的重重迷雾，法律究竟如何解读幽默文本呢？法律应对文本应作通常而合理的解释，以探寻言语背后的真实意思。前述“20016年出嫁”的婚约在法律上是不可执行的，因为女子的真意显然是不嫁。但如果欠条上写明“20016年还款”，恐怕就得另当别论。不管是由于笔误还是设局，对此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当事人商定于2016年而非20016年还款，否则写欠条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欲辨不同表达的个中真意，端赖法官之经验与智慧。另据《魔鬼辞典》记载，在英国的一个法庭上，一个名叫霍姆的男人受到传讯，起因是他诽谤邻居犯有杀人罪。霍姆的原话是：“托马斯先生曾用菜刀在他的厨师的脑袋中间砍了一刀，结果厨师的脑袋一半搭在这边肩上，一半搭在那边肩上。”法庭最后判决霍姆的诽谤罪不成立，他被无罪释放了。学识渊博的法官们认为，霍姆根本没有诽谤，因为他实际上没有指控托马斯先生犯有杀人罪。从霍姆先生的话中，我们不能得出厨师已死的结论。说白了，霍姆先生只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而已。
如果对文本不作通常而合理的解释，则法律解释本身亦将流于滑稽可笑。假设法律规定“不得随地吐痰”，则在解释上自应作当然解释，举轻以明重，将比吐痰更恶劣的类似行为也纳入禁止之列。如果有人认为，随地吐痰虽于法有悖，却不妨随墙壁或随天花板吐痰，或随地吐漱口水吐口香糖，这种解释显然有悖常理而荒唐可笑。这就好比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了，万岁爷还要萌萌地问：“何不食肉糜？”常识缺失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程度。至于“母亲和妻子同时落水先救谁？”，这本是一个不无幽默的脑筋急转弯，“先救近的”堪称以虚应实的标准答案。但“母亲和女友同在火海先救谁？”却有所不同。在出题人的脑中，想必存有一个关于亲疏远近的排序公式：母亲≈妻子>女友。女友的重要性既逊于妻子（因恋爱关系尚未上升至婚姻关系），当然也就逊于母亲，所以先救母亲义不容辞。问题是，这种假设未必切合人性的实际，否则也不会有此一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其实，若论热恋男子脑中真正的情感公式，这样说只怕也未必为过：女友>妻子≈母亲。实际上，情之错综，岂是区区公式所能概括？若要简单化地理解法律，更可极端地说，即使母亲不出场参加生存竞争，男子对水深火热中的女友也有权视而不见（除非他曾以先前行为陷女友于水火之中），但这种说法怕会激起女同胞的公愤吧！再就场境而言，人的受伤程度和救治难易，是否也可全然不顾？假如女友伤轻易救而母亲伤重难救，先救母亲意味着顶多只能救出一人，先救女友意味着还有机会再救母亲，那又如何？事实上，在生命同价的大前提面前，如果法律对具体情境场境均置之不理，一味机械地替人设定救生程序，似有强人所难之虞。
三、幽默中的法律
法律太循规蹈规了，她的玩笑可以开吗？法律太正统古板了，她开得起玩笑吗？法律乃国家之重器，但不是不容置喙的神牛，或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瓶花。连神态庄重的法律和表情严肃的法律人都照侃不误，才更显幽默家的超凡手段！无论如何，坊间不少法律题材的幽默段子流传当是不争之事实，法官和律师则为其中频繁出场的常客。比如说，律师被调侃为“劝架时把争吵双方的衣服都拿走的那个人”，法官则是“确定哪一方律师更好的法学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搞笑版的法律故事中，不乏可爱的笨贼、精明的律师和机智的法官，他们往往针锋相对，斗智斗勇，各显其能。比如，有被控偷牛的小偷辩称，他仅仅捡了一根绳子，只不过这根绳子的另一端恰巧拴着一头牛罢了。律师补充道，即使认定他的当事人为小偷，也不应因其右手犯法而判整个人有罪。法官遂不客气地予以回敬，鉴于嫌犯在捡绳之前并未获得牛的书面同意，故作有罪判决，判决原本针对其右手，只不过其身体恰巧与右手联结在一起罢了。此类幽默自然将俨然高高在上的法律拉回了尘世，法律人因此也多了几许人间的烟火气息。
但幽默也可以是战斗性的，讽刺式幽默就常常毫不客气地拿法律开涮，对其中荒唐之处极尽针砭之能事。然而，幽默批评法律的自由度有多大？这取决于法律的胸怀有多广。想、说和做应是自由度递降的三个不同层次，法律对它们的约束程度也应依次递增。思想是语言的前哨，行为的先导。但从想到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思想无界，行为有疆。偷牛犯法，吹牛不犯法。法律是人的行为规则，并非禁锢头脑之枷锁。法律的初衷既是保障人的自由与幸福，当然就应赋予人“动脑动口不动手”的权利。显然，幽默多关脑与口。那么，对于可能存在一种以上理解的幽默表达，如其“言在法中”而“意在法外”，法律应予保护还是制裁？从保护言论、发舒人性的角度出发，似应适用有利于文字提供人的解释原则，使文字解释权归于公民而非政府，以限制后者对言论自由的干预和审查。禁止精神出轨的婚姻未必是好婚姻，禁止思想越界的法律必不是好法律。如果“把思想关进笼子”，只会导致精神贫瘠和灵感枯竭，使人退化成为只知服从命令的机器。
万事无不可幽默。社会现实之中，确也不无可幽默之处。当炒菜也能致雾霾而雾霾又能防导弹时，当饮食男女之间的啪啪可以导致楼房倒塌时，当自称从不读书的人被尊为天才作家时，当小偷和小三成为反腐的主力军时，当校园生存有赖于室友的“不杀之恩”时，当“杀人犯”服刑多年后“死者”又突然现身时，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奇迹频频上演时……你不能不佩服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惊人的幽默感，现实果真是比虚构更狗血！随着小概率事件的愈益常态化，人们传统思维的底线屡遭冲击并不断刷出新高，娱乐至死的幽默精神正悄然引领万众的浮世狂欢，在这个充满现实魔幻主义色彩的国度，似乎一切皆有可能！遗憾的是，法治社会必先是一个正常和理性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光怪陆离奇幻感充斥的社会。也许，权利不臣服于权力，法治不致“法滞”，“撞死不如撞伤”，专家不是“砖家”，陪审员并非“陪衬员”……，那才是我们想要的回归了理性的正常社会吧。
据说人是唯一会笑的动物，而笑是超越国界的人类共通的语言。能否对幽默之妙会心一笑，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已融入不同文化或群体的标志。正因为幽默非凡的沟通力，所以有人说，如果启用幽默家进行外交谈判，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了。以外交官之间的唇枪舌剑代替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无疑已是一种文明的进步。进而言之，若以幽默家来以治国平天下，是不是也更能举重若轻、若烹小鲜呢？问题是，如果幽默家敏于言而拙于行，只务清谈，语妙天下，却不采取行动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则幽默就几近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无益于世道人心。
可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身为法律人，也颇觉肉身沉重，人生不易，故戏作此文，聊以自娱。“不作无益之文，何以遣有涯之生”呢？何况，命运动辄拿我们可怜的人类开玩笑，如果我们不瞅准空子也对命运狠狠地幽他几默，岂非“显失公平”得紧？
实习编辑/董欣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