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讼按：去年年底，天同徐洋律师（微信号：xuyangjus）与大家分享了他在2014年一年中的阅读经历（点击查看）。如今2015年业已过半，徐律师再次推荐今年上半年过手的几本好书，助诸君消夏。

文/徐洋 天同律师事务所

1.《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剑农著，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第一版。

本书内容起自鸦片战争，止于“北洋军阀的末路”。其所记述的，既是这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事件史，其背后的更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文笔清晰好读。作者李先生早年曾参与辛亥革命与湖南省宪运动，后潜心研究中外政治制度史。

笔记：洪杨一役，充分暴露了中央政府的无力。对于曾文正公一等特重名教的汉族实权派，还能以奖惩相约束；及至洪杨战后，满汉矛盾蜕变为央地矛盾，中央政府再不可能以纸面功夫节制疆吏，只能以权力换取“忠心”。可用于交换的资源日益枯竭，遂至于亡。

2.《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美]罗威廉著，李里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

本书采取超越时间的地方史研究范式，基于对湖北麻城这个中国小县（但同时也是“革命名城”）长达七个世纪的历史反溯，微观和切面式的叙述方式也非常引人入胜。

笔记：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未能完美论证自己在本书导论中提出的宏大命题：暴力在中国文化中不但“被追求”，而且被“许可和认可”。

书摘：“张国焘在鄂豫皖地区（特别是其中的麻城）所见到的蓬勃兴旺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着深厚地方根基的乡村知识分子干部们创造的。这些人在党中央看来是有‘阶级问题’，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地方观念。王宏学这样的‘进步’青年与帝制晚期麻城养育的一代代士绅并无不同，他们有着宏大的道德责任感，但也怀有甚至更强烈的办好自己家乡之事的使命感。……在由外部强加的党的课层等级机构看来，大别山区这种典型的‘英雄浪漫’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张决定根除它。”

3.《宗教与神话》

李亦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本书收录作者相关论著共十八篇，分为“宗教”与“神话”两编，前者多是以台湾宗教活动现状为背景，讨论了台湾宗教现象功利化等问题；后者则上溯至介之推、屈原，讨论了我国古代神话的象征意象与结构等。作者系台湾资深人类学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书摘：

一、“一个民族对超自然存在的态度似乎与他们的儿童教养方式具有相当的关联，一个民族教养子女的方法假如是溺爱纵容，则他们对神的态度也是予取予求的；一个民族的教养方式假如是严格苛求而前后矛盾的，则他们对神的态度也将是惶恐虔诚而不敢有所违犯的。换言之，早期训练教养的印象，经常使父母的影像投射成为神的影像。”

二、“例如在北部的泰雅族中，他们的成年仪式就具备了仪式、教育、训练等意义。每年或隔年的春天，村落中的长老就会召集即将成年的少年们，聚集在一起参加仪式前的准备，他们通常被带到村外的小屋去，在那他们要聚集一起而与家人隔绝，这种隔绝的生活要持续一两个月之久，在那里长老们交给他们种种成年人应具备的技能，包括打猎、出草、部落传统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长老们要为少年人刺黥。……这样的仪式不但使青年人终身记得他已经是成年的人，有他的责任义务，可以结婚生子，同时也具备前面我们所说的象征旧阶段的过去、新阶段跟着来临的意义。……人类的思维就是这么奇妙，我们实际上并不可能把两段时间真正隔离，因为时间是永不停留间隔的，但是我们却有象征的本领，用人为的隔绝来代表阶段的分开，使新的与旧的不再纠缠，因此给予心理上的准备与缓冲。”

4.《曾国藩》

唐浩明著，Kindle上阅读。

唐著《曾国藩》三部曲，称得上历史小说的典范，常读常新。

笔记：大凡升平爱才子，离乱盼枭雄。曾文正公以翰林入仕，以防务出身，既留下了名山事功，有《十八家诗钞》等供后世拜读，又结下了血海重业，“曾剃头”的恶名被人骂到如今。还是梁启超说得透彻：“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5.《自由论》

[英]以赛亚·伯林著，胡传胜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3月第一版。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本书则是伯林最重要的著作，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本书原版有个更为声名大噪的名字，即《自由四论》，本书是后者的扩充版本。

伯林出生在犹太家庭，童年生活在反犹情绪高涨的俄国，二战期间在英美国家及苏联从事外交工作。奇特的生活经历吸引着我们去看看他眼中的“自由”是什么样的。

书摘：“我的社会或政治自由的范围在于我的选择（不仅是现实的，而且包括潜在的）不存在障碍，即当我决定行动时能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行动。……精神的自由，如道德胜利，必须与自由的更加基本的意思以及胜利的更加日常的意思区分开来，否则将有陷入在理论上混乱、在实践上以自己名义为压迫辩护的危险。”

6.《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美]魏斐德著，王小荷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

本书将目光聚焦在两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广东。在国人，特别是经过建国后“成熟”历史训练的国人印象中，在谈到这一话题时，大多会第一时间得出突遭巨变、无可奈何，但仍同仇敌忾、坚决抗争的结论。但本书则努力在上述刻板印象之外，通过地方史志的深入挖掘，告诉你一个不太一样的故事。

笔记：“英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能在广州城里安心睡觉。他们高效的城市管理与治安能力甚至为他们实际托管这座中国东南要塞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相反，试图东进的广西革命者却被广东人冷酷地消灭了。可被感知的切身利益总是无情地打破人们对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地域与社群，而非国家，才是真正的“熟人”。

7.《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

吴滔、[日]佐藤仁史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

本书书名虽是“嘉定”，但所考察的地域范围却延及整个江南地区；虽言县事，但贯彻全书的最重要的一条主线却是赋税财政制度的变迁。两位作者在本书中的最主要观点是，我们历来提到经济发展对明中后期江南地区政治与社会活动的影响时，大多将这里的“经济”局限在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但事实上，以财政赋税为代表的“经济制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书摘：“明中叶以后商业和商业资本的‘一枝独秀’，并非建筑在农业和手工业有了相同比例增长的真实基础之上，而是财政贡赋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产物。……它提示我们，‘经济理性’和‘社会分工’等以西方语境为出发点的分析工具绝不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劳永逸的方法论。”

8.《说部之乱》

朱岳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3月第一版。

据说作者毕业后先做律师，后转行从事编辑；

据说读者阅读本书时，能感到作者对读者智商的极大尊重；

据说在书里那个有一条无尽的柏油公路的世界，拆散的书页可以当钱花。

反正我没看懂，你们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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