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委托人是贵阳当地规模较大的某装饰公司，该公司的一名项目经理（工长）在工地上意外从阳台高空坠下身亡。死者五十名余名家属、朋友情绪非常激动，联合一起到该公司闹事儿，要求公司承担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在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找我之前，实际上，已经咨询了多位律师，包括这家公司之前聘请的法律顾问，也包括在贵阳市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但均答复公司，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只能寄希望于死者家属走法律程序，然后聘请律师介入解决争议。

公司对此却无可奈何，这些工人未考虑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建议。毕竟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将面临持久而煎熬的维权之路，昂贵的诉讼成本及漫长的维权时限，让死者家属望而却步。

但这些家属不愿意坐以待毙，聚集了近五十名家属天天到公司总部、营业地吵闹，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报警以后，民警也无法采取强制性措施，仅仅以口头告诫方式进行处理。但对本次事件的解决，于事无补。

一、以“劳动专项法律服务”方式接受委托介入本次事件

早前，我曾为这家公司处理过类似的事件，只是上次是工伤，而本次是工亡，更严重。记得事发的那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我刚洗完澡准备冲杯咖啡，为接下来的加班做准备，一个熟悉的电话打来，正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H总。电话中H总的声音非常焦急，他告诉我：“黄律师，您好，公司出事儿了。下午六点左右，有人通知公司在WLFZ小区G4组团工地，有一名从楼上坠落身亡的工人，据说是公司的一名项目经理。这名项目经理发生事故的时候，除了其本人，没有第三人在场，也没有及时通知公司的人前去核实。所以公司对此事无法核实，现在这名死者家属召集五十多人前来公司，要求公司为这次事件买单。黄律师，请您帮我们处理一下，谢谢。”

我电话中试图稳住H总的情绪：“H总，先别急，事情发生了，我们先了解清楚以后，再想办法处理。这样吧，我明天来公司面谈。”挂了电话，我立即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全面搜集涉及关于工亡的法律规定，如《劳动合同法》、《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工伤保险条例》、《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等，并检索相关案例，以备不时之需。

这次和上一次一样也是单刀赴会，客场作战。在去公司前，我再次穿上最贵重的西服，系上领带，确定自己一眼望去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劳动法专业律师，才放心。

贵阳的早晨堵车是非常严重的，即使我提前了一个小时出发，也被堵得很心慌。途中，公司的负责人打电话告诉我约在公司附近的某饭店见面。一路颠簸，终于到了目的地。

到了公司以后，为了节省时间，充分应用易律师的《咨询四步法》，在了解本次事件的基本情况后，我单刀直入，快速对本次法律咨询进行“精妙一切”。具体内容如下：

各位公司的领导，经过上次愉快而成功地合作，相信我们彼此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劳动法的专业律师，也作为各位领导的朋友，对本次事件而言，我有信心能够妥善地帮助公司解决本次事件。

我建议，这次事件仍然作为一个劳动法律服务专项切入，便于整个事务的委托及方便开展工作。

我认为，这次事件应当分三步走。第一步，我和公司的人员先到公安机关、事发现场核实情况，包括调取监控视频，询问证人，先确定本次事件的最终定性，以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好准备；第二步，如确定是我们公司的工长，且是在公司工地发生的意外事故。我们可以先对死者家属心理预期进行摸底，然后召开股东大会，确定这次谈判的费用基数；第三步，由我代表公司与家属进行谈判，如家属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我代公司进行应诉。

最后我对本次委托进行报价，经协商达成一致，确定为X万元。并办理了相关委托手续。

二、与公安交手，为谈判创造契机

委托后，我立即和本次事件的承办民警取得联系，表明自己身份及了解事件情况的意图后，我们约在第二天，到辖区派出所沟通。次日早上，我和公司其中的两名股东H总、L总及两名行政人员一起赶到派出所。110值班室里坐着几名民警和协警，我上前说明来意，并见到了处理本次事件的民警。

简单地交流，从话语间，听出该民警极为谨慎和小心，这点我早有意料。但当我提出要看现场监控视频的时候，被他支支吾吾地拒绝，我才略感意外。这更加重了我对本次事件的疑心，也更确定了我一定要看到监控视频的决心。于是，我坚决地表明态度。

“Z警官，我作为公司委托的代理律师，这次事件从事发直到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这次事件必然是一次意外的信息，都是传言。出于对死者表示尊重和妥善地处理本次事件。我代表公司向公安机关提出一个不情之请，关于本次事件的真相，我们请求进行全面地了解，包括观看现场的监控视频，查阅相关的证据等等。如最终确定是在公司工地发生的意外，公司一定会依法依规并妥善地处理好。这个请您放心。”我语气坚定地说到。

Z警官看了一眼，眼神好像有些许迷离，不能决断。我看出了他的心理，顺势补充了一句：“Z警官，要不这样，我把公司委托我介入处理的手续及律师证件给您，您顺便和单位领导沟通一下，我们可以稍作等待。”

Z警官看我说到这份上，也不好再拒绝，勉强答应了我。而实际上，我正想会会他们领导，以便这次前来公安机关核实情况的目的能尽快实现，节省时间。

等到中午还没得到答复，我决定和公司人员先到事发现场看一下。到了现场，已经有不少家属在那里，我们一起看了下现场的情况。

下午回到派出所，见到了W所长，我把这次来意表明后。W所长非常精明和谨慎。他闪烁其词，含糊地告诉我：“这次事件，我们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就是一次意外，且通过我们对部分知情的证人进行询问，死者应该就是在你们公司工地上发生的事。”

我接过他说的话，猛抬起头说：“W所长，关于您说的情况，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您说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一次意外，那么，请问有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实呢？比如监控视频或者目击证人，又或者是其他能证明的证据；第二，您刚才提到的对部分人员进行了询问，确定应该属于我们公司的工地，但我想问，如果只有《询问笔录》，而没有其他的证据，您是否能肯定这次事件必然是在我们公司工地发生的呢？”

我的两个问题像两把尖刀，在W所长眼前晃动。他愣了一下，回复我说：“这样吧，我会把你们的要求向我们的上次领导汇报，并征求大队法医的意见，再答复你，好吧？”

我微笑着说道：“好啊，顺便说一下，现在几十个人在公司等着我们答复，我已经告诉他们，明天之内会给一个说法，还请您能尽快安排我们核实下这次事件的情况，以便我们尽快开展接下来的工作。感谢。”

和W所长正面交涉后，我相信他知道我的言外之意。果不其然，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通知我到现场看监控视频及相关的证据材料。

最终，还是确定了这次事件发生在公司工地，而死者正是公司的工长。当晚，我和公司负责人召集所有股东一起开会，确定这次谈判的费用底数，并由我介绍本次谈判的思路和方案。

三、与家属博弈，用良知和真诚促成和解，平息本次战争

确定了谈判的费用底数后，我全权代表公司和死者家属约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建议他们选出三个代表和我进行沟通。

但等到正式谈判的时候，死者家属一起来了将近六十人，全部挤满临时安排的会议室。每个人眼睛里充满杀气，气氛凝固，每个人好像要把我吃掉一样。

见到这种状况，我明确告知他们，为了便于协商处理，请确定三个代表，我们再行沟通。我话音刚落，这群人一涌而起，冲向我，并有人趁机推搡，口头威胁我，不解决就别想离开。这时候，公司的人员已经报了警并把现场的情况拍摄下来作为证据。

警察来到现场，我立即要求公安机关核实情况，依法处理。随后，几名在视频中比较冲动的人员被带到了派出所，我也一同前往。实际上，我正想利用这次公安介入的契机打击他们的心理预期，并控制他们的违法维权方式，为接下来谈判创造一个最佳的条件。

最后，大部分家属都赶到了派出所，警方安排我们进了一个会议室。这次前来处理的是所里的其中一名副所长，他开场白，先表明了公安机关的职责，并告知所有人，不管以任何名义的违法违规行为，公安机关都会依法处理，绝对不留情。并询问我是否要追究视频中那几名人员的责任。

 

我借此表明了公司的立场：“实际上，作为我来说，并不想在这种微乎其微的事情上耽误各位家属的时间，我知道，你们都是从外省而来，根本耗不起。更为重要的是，NK他现在还未安息。我们要对离开的人带去应有的尊重，你们成天在公司闹事儿，我想这不是他想看到的。这次我不想追究任何人任何责任，但下不为例。我想告诉大家，直到目前，NK是否必然属于工亡，相信都很清楚，这是一个法律定性问题，我作为律师，也无法以目前的情况来进行界定。但公司已经连夜通过股东会，达成一致意见，在无法确定死者是否属于工亡的情况下，愿意给予你们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费用是X万，这是公司的一致意见。”

家属听了我一番陈述后，情绪算是稳定下来了，应该是看到公司解决的诚意了吧。不过，他们随后说了一番令人为之动容的话，主要意思是上有老下有小，能否尽量考虑下他们的难处。最后的意见是，要求公司支付150万。

随后几天，家属多次来公司进行闹事儿。公司的领导也是焦头烂额，而我却没有因此而乱了方寸。经过几次开会，我向公司领导分析了这次事件的一个发展趋势。并初步核算，假如本次事件是工亡的话，公司应当承担多少费用。经过努力，我为死者家属多争取了一些补偿。最后，我告诉公司的每一位股东，接下来是一场决战，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统一口径。我会代表公司最后与家属谈判一次，而这一次无论是否成功，都将是最后一次谈判。此后，可以预见家属不会立即接受，我建议每位股东在此期间回避一下，冷落家属。既然公司委托了我，所有的事情由我来处理和面对即可。作为我，只需要守住公司的立场，不松动。相信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经过几天的拉锯战。家属最终同意了我提出的方案，由公司一次性支付X万的费用。随后由我起草需要签署的协议、授权委托书、收款收据等书面材料，并约定了办理手续的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次手续的办理中，真的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比如说，款项是支付给死者父母、子女还是妻子？如何避免因死者家属内部矛盾引发的纠纷？如何对支付的款项进行明确，能以工亡赔偿的名义支付吗？虽然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有很多法律风险问题还是要谨慎地处理好，否则后患无穷。这些问题今后我会另作分享，本文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当家属领到款项，对着我说出“感谢”二字的时候，我悬着的心就此放下。也为死者能尽快安葬、得以安息而欣慰。而公司也对承担的费用表示接受和满意，对我就本次事件的把控表示满意。

结束语：一个年轻的生命逝去，一出悲剧的发生，引发了一场无奈的战争，甚至差点引发另一出悲剧。作为一名律师，我们的天生使命是定分止争，维护公平、正义。在本次事件中，通过与公安交涉，与死者家属重重博弈，最终让他们看到我的良苦用心。离开的人最大的安慰，想必是看到活在世间的人放下厌恨，回归安宁。

最终，我用公司的良知和自己的法律实务技巧平息了这场战争。以近乎完美的方式结束了本次“劳动法律服务专项”服务。连日地战斗，终于可以回家好好休息。推开家里的门，走到阳台，已经来到了深夜，看着满天的繁星，定睛一看，发现有一颗特别明亮，一闪一闪……好像在向我点头。

拉上窗帘，终于可以安心地做个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