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勇 重庆兴瑜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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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再审的“控辩审对王力军无罪基本达成一致”，收购玉米的王力军案已尘埃落定。从刑事一审，到最高院指令再审，一审花了5000元律师费，还花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活动经费”（见南方周末），结果得到成了有罪判决；再审也许“没花钱”，辩护律师有效辩护，得到了“无罪结果”——人们似乎很容易得出结论：前面的律师没有水平，是在“坑”当事人，无罪打成了有罪。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据报道，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时，王力军曾找到当地几家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有罪”，检察官对他也比较“同情”，认为他犯事主要原因是“不懂法”。现在这些在最高院的再审决定下，都成了黑色幽默。

如代入王力军辩护律师视角，王力军开庭前三天才委托了辩护律师，这时候，辩护律师听完案情介绍，摆在其面前，马上需要判断的就是：作罪轻辩护还是无罪辩护？

作无罪辩护，意味着对抗，可能牺牲掉的，是王力军的缓刑机会。检察院对此案已经退侦两次，此后仍然起诉至法院，其实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当事人会听从律师建议，若坚持无罪，不能“认罪伏法”，有被法院判决处重罪之危。一旦这样的结果，即使最终经历二审改判无罪，或经再审改判，一年半载的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了。也就是说，作无罪辩护，可能法律上更“正确”，律师也许能得到更多的“轰动效应”，但当事人利益也许会被损害。

而本案如作罪轻辩护，或者说叫“和谐辩护”（控辩审基本一致），结果可预见性很强。检察院退侦两次，说明其内容仍对此有争议。公诉人本身对其“不懂法”也带有同情色彩，有“自首”情节（这里更像是“送自首”）且认罪伏法，法律作出缓刑判决顺理成章。判决照顾了检察院面子，当事人也不用实际失去自由，如果不是后来的最高院指定再审这一小概率事件，谁能说这是一个“错判”？

错误的辩护或代理，给律师带来的最直接是声誉的影响。而名誉，则是律师职业的生命线。回头反思这一案件，对律师来说，什么是最好的辩护策略？

一、如果本案件是在侦察阶段接到委托或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接到委托，应当坚持无罪辩护。

应提供有利于当事人的准确的法律意见，与侦察人员、检察人员作有效沟通，争取撤销案件或作不起诉决定。换言之，要作实效辩护。

笔者曾在代理一起颜某盗窃案中，对此深有体会。颜某在工地上，因将工地其管理的废旧钢材运出去卖给废品站，被公安机关抓获，并以盗窃罪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涉案财物鉴定为三万多元，当事人面临重罪。钢材属于业主单位中铁某局项目部所有，颜某叔叔承包了该工段的劳务施工，委托颜某对材料进行管理。颜某趁机倒卖。

在审查起诉阶段，笔者与公诉人多次沟通，提出中铁某局将钢材交由颜某叔叔施工，即已经转移占有，颜某行为更符合普通侵占的法律意见，最终检察院作出了微罪不诉的决定，当事人重获自由。

对于王力军案来讲，如能有辩护人在侦察阶段或是审查起诉阶段，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刑法的谦抑性等作出准确的法律适用意见，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能够意识到本案存在较大的诉讼风险和社会影响，能够正确评估本案的可能走向，则其作出撤销案件或不起诉的决定机会是极大的。

二、如果是像本案中律师一样，只是在开庭前三天才接受到本案的委托，则我认为辩护策略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见后订。

应当向当事人分析作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的带来的不同法律后果。

作无罪辩护，一旦被课以重罪，要为当事人考虑到二审或再审阶段律师工作，作好当事人心理辅导。没有一颗强大的心，后来的“翻案”是极难的。

作罪轻辩护，结果相对可以预见，但辩护词中仍应埋下伏笔。一旦缓刑后，应重视公共媒体的影响力，为案件取得再审机会作出努力。不管怎样，这个阶段介入案件，都应避免做“一锤子买卖”，都应有“售后服务”。侦察人员和检察官生活在体制内，而律师不同，还要求其能成为社会公共领域专家。能取得再审机会的案件（小概率事件），无不与社会公众参与有关。

其实无论作为刑事律师或民案件代理人，准确的法律意见才是后来采取合适诉讼策略的前提。如像本案中王力军去咨询的律师得出“皆言有罪”的结论的话，也就谈不上后来的策略问题了，更谈不上人权保障问题了。

勤修内功，以专业能力取胜，才是律师的正道和王道。与同行共勉之。

编排/李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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