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讼观察员/孙亚超

 近日，“法律+科技”领军者国际峰会在杭州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在会上发言表示，中国法院一直在努力地把人工智能引入办案系统，例如已经试运行两个月的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206工程”，在对上海几万份刑事案件的卷宗、文书数据进行学习后，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证据信息抓取、校验和逻辑分析能力。未来，法律人工智能会不会用算法代替法官判案呢？

效率：案件纠纷数量大，员额制施行后法官压力增大

自2015年5月实行立案登记制后，我国法院案件数量就一直呈递增状态，特别是进行了法官员额制改革后，全国近21万名法官只有约12万名法官进入员额制，近四成法官落选。今后，法官个人审结案件压力将会更大。

在昨日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1]，公布了2017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整体态势：“2017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1458.6万件，结案888.7万件，结案率60.9%。与2016年上半年相比，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上升11.2%，其中新收案件上升14.8%。结案上升9.88%，未结案件上升13.54%。全国共计约12万名员额法官，人均受理案件121.4件，人均审结案件74件。”

而机器与人相比的最大优势就是不知疲倦，可以不分昼夜的工作。法院系统引进人工智能的初衷也正是为了解决目前“案多人少”矛盾的局面。

公平：人工智能更能实现同案同判

相比法官审判，人工智能裁判案件可能更能带来法律的公正性。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理解法律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实践它。而学习经验，正是人工智能的长处。与人类不时需要面对腐败的诱惑、民意的左右和媒体的干扰不同，人工智能裁判案件仅仅是根据程序中学习过的案例和法条作出裁判，少了“人情世故”的干预，更能准确地断案，实现“同案同判”。

根据伦敦学院大学新闻网的报道[2]，在英国研究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已可实现79%的判决准确度。“研究员一共选取了584个研究案例，包含250个反酷刑和非人道待遇，80个保障人权平等，以及254个关于保护嫌犯个人隐私与家庭生活的案例。所有案例都使用英文描述，把材料输送进人工智能系统，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寻找其中的模式，然后机器人就有了自己的判断。”

经济：推广人工智能成本几乎为零

目前，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206工程”并不是唯一投入使用的司法人工智能系统。2016年底，北京法院智能研判系统“睿法官”正式上线，该系统主要针对“法官办案的核心需求，通过智能机器学习、多维度数据支持、全流程数据服务，为案情‘画像’，为法官判案提供统一、全面的审理支持”。[3]

虽然人工智能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一旦研发成功，其推广的成本几乎为零，而今后大量的法律辅助类工作都将直接被人工智能代替，尤其是可替代高重复类的手工操作，例如数据文书录入、证据识别等等，节省下的人工成本可让研发成本忽略不计。相信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的辅助办案系统在全国推广使用指日可待。

何帆：距离人工智能广泛适用还有距离

在2017“法律+科技”领军者国际峰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表示，“人工智能确实正对未来法院和法官的工作产生着影响。”法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改变自身固有的思维模式，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强化自己的自由心证。人工智能的推广，将来势必会改变法院的诉讼流程和人员配置，让“法官可以从繁冗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去下判断。”但是，人工智能的实现除了工程师的投入，还需要更多的法律专业人士的参与，利用法律专业思维，使法律界和科技界相结合，做出更多能够“涵盖所有法律知识的图谱，才能够从实质上推进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才能完成。”[4]

人工智能可以代替法官审判案件吗？人工智能审判案件会不会存在不公平？另外，律师可能被人工智能代替吗？或者也欢迎您谈谈其他法律与人工智能碰撞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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