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向无讼阅读供稿
一
午夜时分，刚刚入眠，床头的手机突然响起。睁开睡眼一看，是一个从没见过的号码，本不想接，但是电话一个劲响，便接了。
“喂，谁呀”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过了一会，正当我以为是骚扰电话要挂机时，一个声音突然幽幽而起。
“我是一个孤魂野鬼……”
我有点晕，这什么情况？半夜时分，怎么突然冒出这个来。听声音明明来自一个中年妇女，怎么会是孤魂野鬼？
难道是恶作剧？
不能啊，我出差在外，谁在这个时间点上跟我恶作剧啊？
“你是谁呀，什么意思？”我问。
对方停顿了一下，问道：“你是钧法官吧？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害死的，你怎么可能不记得我了？”
听她说完，我确信她是个人，她说话的方式令我极其不愉快，即使她真的是鬼，我也偏不信这个邪：“别装神弄鬼了!你是谁？有事吗？没事挂电话!”
她幽幽地说：“有事，我当然有事，你害死了我，我就找你!”
我提高了声音：“谁害死了你？你真以为你是个死人吗？别装神弄鬼了，再这样装，我要挂电话了。”
电话那头毫不示弱：“就是你害死了我，居然还不认识不承认？你必须赔偿我，给我公道!”
这样如坠五里云雾的电话，再说无益，我决定挂掉。就在这时，她突然说道：“你不记得刘阿珍了吗？你把她害死很多年了。”
我确定自己不认识什么刘阿珍，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什么人，把电话挂了。
电话又响了起来，我接了，她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外地出差，有事你可以过几天到单位谈。她不信，又开启复读键，我觉得她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人，只好关机。
第二天，办完事回单位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电话，还有那个刘阿珍，我隐约觉得，这会不会是我多年前办的一个案子的当事人。但是又不敢确定，因为对这个名字，我实在是没印象了。
到办公室后，我安排书记员去调取我的办案记录，查来查去，却没有查到这个刘阿珍。诸事繁忙，我就把这个事给放下了。
几天后，那个手机号又给我打来电话，这一次不是午夜，而是大白天。半夜的电话我都不怕，大白天更得会一会这个所谓的孤魂野鬼，我果断按了接听键。
通话内容无法复制，因为她还是那些话：我是刘阿珍，你害死了我，你怎么可能不记得我，你得还我公道，云云。对我的任何问题，她都不作答，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听着她情绪越来越激动，我只得挂断电话。
挂电话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本院电脑系统里的办案记录，是在2004年推广自动化办公以后开始录入的，会不会是更早的案件而我不记得了呢？
一年这么多案子，有谁能记得清楚当事人叫什么。
我安排书记员，去原来的庭里调出收案本，查查2004年以前的记录。书记员很快就回来了：确实有这个刘阿珍的案子，但是案件是2000年的!
我这才回忆起来。2000年我办过一个离婚的二审案件，是两口子都上诉的，女的是刘阿珍，男的叫吴亮。
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离婚案子：男人进城贩卖土产，女人在家种地孝敬公婆带儿子，有一天男人突然回来，说咱们离婚吧。女人不离，种种劝，种种闹，男人就是铁了心。足不出户的女人隐约听同村人说，男人跟一个卖百货的女人好上了，也找过那个女人，却没有找到。这时，男人起诉到了法院，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女人盼男人回心转意，男人却算着日子，不多不少，就是收到判决后第6个月零1天再次起诉，这次法院判离了。女人上诉要求判不离，男人上诉要求重新分割财产。
这个案子虽然普通，但我的二审却一点也不轻松。当时二审案件一般是不开庭的，我也安排了询问调查，已成黄脸婆的女人一个劲地哭，说男人在外面有事，我说你举证，她说举什么证，没什么证，你们法院给我去调查，我说写申请，她说不会，我说你请个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她说没钱，有钱也不请……
两个多小时的车辘轳话下来，我感觉这个案子有必要开庭，便下了传票，组了合议庭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查明了一审法院忽略的一部分财产，当然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其实他们结婚10年，全部家产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庭审后又进行了长时间调解，女人的意见是不要财产不离婚，男人的意见是离婚，愿意多付点帮助金。至于帮助金的数额，经我多次询问，男人咬咬牙说了个1000元。
后来再做工作，女人颠三倒四还是那些话，就是不离婚，男人态度也多次变化，又是争财产，又是不养孩子，但是基本态度很明确：只要离婚，其他的你法院看着办。发展到后来，可能两个人觉得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没必要再跟我啰嗦，索性都不再接电话或干脆关机。
眼看着审限要到了，只得合议后判了。离婚和孩子抚养这两条维持，除此之外，我们也只能在法律规定界限内，尽力给抚养儿子的女人多争取一些利益了，合议庭把财产按照有利于女人的原则做了重新分割，连数额并不算大的债权，也把好讨要的部分判给了女人，子女抚养费也按最高标准计算，此外，还做了加判：判令男人一次性付给女人经济帮助金2000元。
这样一桩案子二审就这样了结了。万万没想到，12年过去了，女人突然冒了出来，而且成了孤魂野鬼。
第二天，女人给我打电话，我决定见见她，让她到诉讼服务中心等我。
去见她的路上，我偶遇了信访办的一位同事。他告诉我，前几天曾有一个女人来找我，问她有啥事，却什么也不说。说我出差了让她改天再来，她坚决不信。今天她又来了，看上去眼神呆滞，神情很不正常。我告诉他，那是12年前我的一个当事人，同事告诫我说：别去见她，她以前好象来过几次，一直就要求见你，又要去了你手机号，却从头到尾没有说有什么事，这个人危险，再说也不符合法官接访的规定情形。
事到如今，我能不去见她吗？谢过同事的好意，我苦笑一下，走向诉讼服务中心。
二
她看到我的时候，眼里几乎要冒出火来。但是很快，这股火焰便暗淡了下去。她坐在我面前。
12年过去了，我早已记不起她的样子，但是却知道，她现在相比过去，已经加速衰老。其实她的年龄并不算大，离婚时好像是35-36岁，但是，现在的她，却完全像一个60岁的女人。
纵横的皱纹之外，她乌黑的面色，苍白的手指甲，都透露出某种营养不良。
我让书记员拿出卷宗，开始跟她谈话。首先，我要知道她纠缠我的目的，是泄愤，申诉，信访，还是其他。
她好像准备不足，从头到尾只重复两句话。第一句是：你不是说给我们调解吗，怎么不调了？第二句是：你把我害死了。
我说：调解是我的职责义务，也是工作，任何工作都有履行期限，我没有能力做到无限期调解。后来我打过你的电话，一直关机，你让我怎么调？
她有点激动：那个人砸了我的手机，你怎么不去找我？
（OMG!男人砸了你手机，怪不得那时打不通电话。去找你？你住在离市区五十公里的乡下，如果我没有一年100多件案子要结，如果我掐指一算能知道你手机被砸，我可以考虑去找你。）
我看着她，或许自己也觉得这话不通，她沉默了。
我跟她聊起当年的案子，问她想不想申诉。她却一个劲说：你把我们害死了。
再说，还是这句：你把我们害死了。
鸡同鸭讲。轮到我沉默了。
这一行在中国，历来有着很多误解。或许是基于错误的诉讼观念、奇缺的法制意识、错位的权利意识吧，官司打输了，或者结果不尽如己意，就恨法官，却从一开始就误解了一个问题：你的对手是对方当事人，不是法官。
有本事你冲对方使去，我一个居中裁判者，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食客吃到味道不好的食馔，没有想想自己提供的食材、调料是不是有问题，把厨师臭骂一顿。
球员输了球，没有想想自己是不是技不如人，或者运气不佳，把裁判海扁一顿。
病人治不好病，没有想想自己的疾病和体质是不是有问题，把医生痛打一顿，甚至杀害。
当事人打不赢官司，没有想想自己的证据是不是有问题，对方当事人的道理是不是更胜一筹，把法官痛恨一生。
这样的思维，懦弱到了有些卑鄙的地步。因为对他们而言，真正的敌人是他们无法看见，也无法战胜的，便把仇恨记在看得见的相关者身上，肆意伤害。
只要这样的诉讼意识存在，就不会有正常的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
推而广之，只要类似的意识存在，就不会有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谈话无法再继续下去，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我只好让书记员结束谈话，她木然看着，当书记员让她在笔录上签字时，她却忽然激动起来，坚决不签字，嘴里嘟嘟囔囔：“骗子，你骗了我，你们骗了我，你们害死了我……”
我让书记员收起笔录，有全程的录音录像，这次谈话不会出什么问题。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她忽然起身，放过书记员，作势拦住我，不让我走。我问她：“你究竟想做什么？说出来我可以帮你。”她却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就是横在我身前，不让我出门。
法警们进来，让她离开。她看到法警，没再坚持，自动躲到一边。我和书记员出门时，听到她还在那说：“你害死了我，你害死了我！”
回到办公室，我一个头两个大。她的案子过去了12年，什么新证据也没有，已经不能正常申诉或再审。只剩下本院院长发现确有错误和检察院抗诉两种可能了。当然，信访是一条路，可是这是一个离婚案件，没听说信访部门为了一个不可逆的离婚如何如何的。
问题是，我跟她反复解释了法律规定，她却始终不沾边，她究竟想干什么？
这决定再约她谈谈。
一切都像是上次的翻版。她就是那句话：你害死了我，你们害死了我。
书记员不耐烦了，冲着女人说：“你有完没完！有事说事，没事回家，一天这么多案子，谁有空听你在这里折腾？”接着转头对我说：“我订卷，先走了。”
她甩着马尾辫走了，我还得破解女人为何纠缠之谜。奇怪的是，尽管我说到口干舌燥，女人还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只说我害死了她。
此后，女人隔段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没有再午夜来电，但是所说还是不得要领。
我猜测，女人可能是因为生活困难，所以觉得当年分割财产对自己不公平，便找领导汇报，问是否能按院长发现或者检察院抗诉来处理。一贯沉稳老练的领导同志，从办公桌一堆卷宗后面抬起头，用奇特的眼光看着我，说：“有新证据吗？法院有错误吗？判错了吗？都没有？凭什么启动（程序）？”
吃了领导同志招待的“窝瓜”，朕只好告辞。临出门，领导同志对我说：“以后这样的事别管她，案子都办不过来，她又不知所云，浪费时间。”
此后女人又到单位来过几次，我遵命上班，不再见她。她打电话过来，我解释几句，就不理她的复读，挂掉。
信访办的同事跟我说：女人来到诉讼服务中心，要求见我。回答说不在，她就想通过工作人员通道进来，法警拦住后，她就站在通道门口，站上二十分钟才离开。
“她究竟想干什么？”我说。
信访办的同事：“不知道，很多人，包括接访的领导都问过她，她说不出什么来。”
“你别理她了”，同事最后跟我说。“有人说她神经不正常。”
女人忽然消停了一段时间。又过了几个月，她再次光临本院，照例被拦下，这次她比较执着，并且终于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据信访办的同事转达，她想让我给她儿子买套房子。
我忽然明白了她的逻辑：法官害死了她，包括害得她儿子没房子住，所以，法官应当给儿子买套房子。
这可怕的思维方式!该买房子的，是那个负心汉，还有这个不知所云的女人。与我何干？
愤怒过后，我忽然冷静下来。我想起一个词，叫作终生追责。不知道这算不算终生追责，如果算，我想知道还有谁愿意干这一行？有谁愿意从事这原罪与赎罪的职业？
最后跟领导汇报了一句后，我决定不再理她。
半年后的一个午夜，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又是一个陌生的号码。这次打电话的人，是女人的儿子。
三
他一报上名字，我脑袋里不由得“嗡”的一声。这娘俩，怎么有一样的爱好，喜欢半夜打电话。
你妈找我倒也罢了，毕竟是十几年前的当事人，你算哪根葱呢？还半夜打电话，这不是骚扰吗？
不过，口气上，他比乃母略微客气，没有出现孤魂野鬼之类的雷词。但是，他的话仍然带有火药味：“你为什么那样判？你把我们害苦了知道吗？”
我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这是我的工作，我们合议庭判的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都没有问题。如果你妈有意见，完全可以去申诉，去再审，去申请抗诉，十几年过去了，你们现在才冒出来，是几个意思？”
或许是我的语速太快，这小子居然说：“你训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你当事人!”
我有点火了：“对，你又不是我的当事人，给我打什么电话，你打得着吗？”
他有所收敛：“是，我是不是你的当事人，但是我的一生都受你的影响。我只是想问问你，你为什么那样做，你知道你把我们害得多惨吗？开庭的时候，我也在场，你可能没注意我，后来我曾经多次想过去找你。”
又是老一套。我准备挂电话，但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一下子让我警觉了起来：“前段时间经常看到你送孩子去学校……”
他认识我，见过我送孩子上学，知道我和孩子的行踪!欧卖?!这个人心叵测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小吴，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想问问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
我把当年能回忆得起来的审判过程，简单跟他做了解释，告诉他，无论从法律还是从情理角度，这个结果都是当时法院能做的最好结果。
他显然不同意我的观点。我无心跟他废话，约他明天到单位谈，他拒绝了。
“我还会找你的”，他说。
第二天，我主动拨通了他的电话。他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打电话，一开始有些不自然。
他告诉我，十几年来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贫困的生活。职业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某学校旁边一个小店打工。
我问他：“你妈竟然让我负责给你买房子，这事你知道吧？”
他沉默了一会，说：“我是想结婚，需要房子，但没让她那样说……”
我觉察她他与他妈之间的不同，他毕竟读过书，跟农村老女人不是一回事。
他反复跟我提到他和母亲的赤贫生活。我很奇怪：“判决书上判给你们的那些财产呢？”
他：“接到判决书，我妈就从村里搬出来，到了城里，租房，我上学，我妈打工。什么东西都没带出来。”
我：“你妈对判决有意见，为什么没申诉，也没要求再审？”
他：“我不懂。反正法院判了，我妈说就只能这样。”
我有点蒙：“我记得还有一些债权呢，没要回来吗？”
他：“那些单据上写的都是吴亮的名字，我妈从来没要过。”
我彻底蒙了：“判决上有给你们加判的2000元钱，还有，抚养费呢？你爸没给过你抚养费？”
他：“没有，我妈禁止我找吴亮。”
我努力稳住自己想骂人的心情：“法律规定，你爸不管怎么离婚，对你仍有抚养义务，抚养费之外，还要负担你大病费用、教育费用以及其他可能合理的费用。这些年，你爸就没管过你？”
他：“见都没见过，别说给钱了。”
我：“也就是说，你们接到判决书，连执行都没有申请？”
他：“什么执行？执行什么？我妈说了，我们这样就是被法院害的，被你害的。”
我无语了。离婚悲剧之下，这个孩子本就是最大的牺牲品。他的母亲没有设法尽量给他一个好的童年生活，甚至连最起码的权利也替他忽略了，然后，像一只鸵鸟一样逃离了正常生活。他的父亲，那个离婚悲剧的始作甬者，这些年更是装傻充愣，不闻不问。到头来，这一切矛盾引发的怨恨，都被记在了法院和法官身上。
这是什么逻辑？
我约他面谈，他再次拒绝了。
后来的几个月，我陆续又跟他通了几次电话。我把离婚、子女抚养、离婚后的亲属关系等等法律规定，结合着当地人情世故，给他做了反复说明。
这孩子有没有听进去，我不清楚。最后一次打电话时，他说：“我不找你了，你放心吧。”
我要的并不是这个效果。这样一个因为父母离婚而而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孩子，本应该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与照顾。我问他：“你找过你的父亲吗？”
他：“吴亮？没有，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离婚只是社会关系改变，血缘关系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你必须去找他，一来是让他尽父亲的责任，二来也化解化解你心里的怨恨。”
我反复规劝，他沉默了。
半晌，他说：“我妈说了，只要我去找吴亮，就跟我断绝关系。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更有道理……”
半年后，我忽然接到了小吴打来的电话。他换了一个新号码，声音也与以前不一样了，我一下子没听出来。
他告诉我，他已经和吴亮联系上了，吴亮跟卖百货的女人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儿子，生意做得不大不小，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小吴的出现，让吴亮百感交集。他多少还算尽了一个父亲应有的本份：给小吴买了一套西装，换了一部手机，并介绍小吴去城南一个熟人的公司上班。
他告诉我，关于买房子，吴亮表示自己拿不出多少钱来，只给了几张欠款单，大约有二十多万，是这些年市花公司拖欠吴亮的货款。吴亮让儿子把钱要回来，交房子的首付。他问我的问题是：“这样做，可以吗？”
我：“当然可以。这在法律上叫债权转让，你抓紧时间要钱吧，别过了诉讼时效。”
市花公司是当地国企中的战斗机，平时牛叉惯了，债不是那么好要的。我告诉小吴讨债的注意事项，并教他见好就收。
又过了半年多，小吴给我打电话，说托关系找路子，总算从市花公司要回来将近二十万，交了房子的首付款，办妥了手续。
我由衷地表达了祝福之意。最后，我问了他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你那时候为什么非要半夜打电话？”
他：“我妈教我的，他说你们干的是良心买卖，只有在半夜的时候，人才会不昧良心，能说实话。”
我：☉⊕＠＃＆▲▽
第二个问题。
我：“我曾约你当面谈，你为什么始终不见我？”
他：“说实在的，我挺怕你的，当年你在法庭上的时候，我只有不到十岁，你不记得我，我却一直记得你的样子。我妈收到判决书，整个人都绝望了，把我锁在她身边。从那时起，发生了太多太多事。我恨过你，也在心里替你辩解过，我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你约我当面谈，我害怕见了你，我会哭……”
后来，一年多过去了，小吴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
编排/卢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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