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时候，法国制定了法律，不允许中间商的存在。于是，再也没人干倒卖货物的事，结果呢？饥荒在法国反反复复发生，很多人就因为这个法律而被活活饿死……
回家的路不好走，医院的病不好看，明星的见面会进不去，音乐会的门敲不开……一说到黄牛党，我们更是恨不得拔其皮、食其肉、吮起骨。
最近这几天，法律圈纷纷吐槽黄牛党。事出有因，一姑娘在医院挂号，而票却被炒到了4500元一张。于是，黄牛党再次激起无数民怨。回想过去种种，从甲A联赛卖黄牛票，到倒卖车票，再到倒卖演唱会门票，最后到现在的倒卖医院挂号。我们点燃了愤怒，就像曾经对待那些拐卖儿童的一样，喊杀声一片。
我的朋友法律先生站出来为黄牛党说了两句，被喷得那才叫惨不忍睹……令人不安的是，喷他的好多都是法律人。但仔细想想，黄牛党究竟错在哪里呢？他们干的究竟是什么活路？他们赚的究竟是谁的钱？他们造成了短缺么？又是什么催生了黄牛党？我们终该如何是好？打击黄牛党后我们又会怎样？让我用法经济学的方法徐徐道来。
“趁人之危”的抬价该反对吗？
“回家过年，百万民工可没有选择余地；就医看病，病人们也没有可选择的余地。赚他们的钱就是昧着良心和道德在做事，我们反对一切趁人之危和不道德的行为。”
是啊，这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需求，每个需求都是那么有理、那么迫切，甚至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现实，为何如此残忍？于是，我们断言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承认，从文艺的角度和纯个人道德的角度讲，是这样的。
这里徐徐自己编了一道题：当同一个需求——同一类型、同样急迫，比如两个马上都要临盆的产妇，几乎同时打到一辆只能乘坐一名乘客的出租车，谁先上？
也许在这个例子面前，出租车司机作出任何一种选择都是要面临道德的口水的。而此时，如果你是这个出租车师傅，我想你会给自己找到理由，一个符合行业规则和市场规则的理由，在价格一致的情况下谁先招呼谁上车，或者，谁出的价高谁上车。但前者，很恐怖，因为两人在一起招手啊。
如果我们不让价高者上，都以所谓的高尚的道德情怀来要求别人，那么能预见这个后果的出租车司机最有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想，他最有可能作出的选择是对这两名孕妇视而不见，直接驶过或调头走人。何必冒着产妇临产的风险去载客呢？何必冒着社会大众的道德口水风险去载客呢？这单生意宁可不要。
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如何是好？我们又该作出怎样的现实选择？我们在菜市场都知道讨价还价，我们知道在馆子里吃比在家里吃成本高，但情急之下，再节约的人都会选择在外面吃一顿。在生活和市场的情景下，我们都清楚自己的选择，知道会根据急重选择成本较高的方式完成替代，而你在劳动力市场，也会拼命抓住对方的需求给自己抬价。为什么一到公共领域，我们却以相反的姿态去面对他人的抬价行为？
问题的实质：供给与需求
这个姑娘我喜欢，那个姑娘我想要，不过你只能娶一个，于是你要去权衡和选择。我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管我们禁欲，还是选择极致的节俭，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已经有的欲望，我们心里永远盼着更好的。这是我们要正视的——东西永远都不够。
徐徐道来前段时间送书，评论点赞数最高才能获得赠书。其实，徐徐是在做一个实验，我们会发现，即使是送书，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你要去找人帮你点赞。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你找人为你点了72个赞，这就意味着你对这72个人欠下了人情，你迟早会还的。在这个实验中，刘跑跑同学为我提供了一个样本，即他用在群里发红包的方式来让大家为他的评论点赞。最后他告诉我，他发的红包金额和书的价格已经差不多了。
是的，在一个市场里，只要是可用于交换的物品，我们都会还原它一个应该有的价格，哪怕是徐徐“送”的书。但价格不是谁定一个标准，不是服务背后的人工，也不是马克思说的单位时间里劳动力+原材料的合，它仅仅存在于你的主观需求的程度。一个看似不值钱、也没有任何原材料的网络游戏里的装备或武器，竟然也能交易，价格还不菲，不正是价格主观性的最有力的证据么？
车票、医疗服务、演唱会门票等等，更是如此。只要人有需求，有轻重缓急，那么价格就会波动，并不受客观世界的影响，也不受国家的控制。即便是有了定价，市场也一定会根据需求还原它本身的价格。而在供需和价格之间，供应提升，需求饱和，价格下跌，供应减少、需求提升，价格上涨，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黄牛党在做什么：发现价格
好了，书说到这里，也许你已经知道了谁才是整个市场价格背后的始作俑者，对，不要东张西望，就是你，你的需求。
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供需关系，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让生产要素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因为需求本身就意味着效率。说白了，也就是谁的开价高，资源流向谁。由于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不够高，而你和我的需求又存在，那么中间这部分差价自然有人去竞争、去拿下或通过其他方式找补回来。
比如排队，你牺牲掉时间去补贴价格，又比如说你不睡觉就去排队，你牺牲的是睡眠的时间。说白了，你为了票所付出的成本是“时间+票面价格”。你的总成本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而黄牛党干的是什么呢？帮你把时间折算成钱，你现在付出的成本是“时间折算后的钱+票面价格”。其实，购票者的成本是不变的，黄牛党干的，就是在这种供应不足而需求过旺的价格管制中，还原商品或服务本身的价格。但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我们要去讨伐黄牛党，说黄牛党侵害了购票者的利益。其实，该出来闹的铁路部门、医院才对，黄牛党实际获得的是这些被限定了价格的机构本应通过市场获得的利益。
当然，黄牛党不是不劳而获，他们付出了自己的时间成本，来赚取这个差价。除此之外，他们为了这个差价，还要收集大量的信息，如哪里有短缺、哪里有信息不对称，等等。而当黄牛党完成这个票的新的定价，并将这个票交到你的手里时，往往才是这张票的真实市场价格，他们不仅“发现了价格”，同时还帮你整合了各种形成价格的信息。
实际上，今天的中介公司其实干的是和黄牛党一样的事：整合信息、提供信息、赚取价差。只不过黄牛党在中介的过程中接了盘，他们的利益更多来自于定价的低估。只要有供不应求，就有他们的身影。东西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他们只是为了赚取差价，又不是为了实现占有，也巴望不得手里的东西能卖出去，毕竟赔本儿的买卖没人干，如果是饱和的市场，他们不会去，而他们不会造成短缺。
那么他们又错在哪里呢？要怪就怪价低了，产品和服务太少了。
解决之道一：价格的自由波动
在很多文章中，比如法律先生，也如很多经济学的帖子，在说到这个问题时，自然地跑到了另一个话题，即如何提升供给。然而，在考虑如何进行公共资源分配把蛋糕做大之前，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资源的运用效率。这里我们先不讨论如何去增加供给的问题，直接回到现实，即在产品和服务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讨论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的利用。
不少法律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实名制。对，实名制确实是针对这一环节的产物。但，实名制真的有效率么？看完前面的故事，我们会发现，实名制在经济学上的实质就是“先到先得”，是灭掉效率的选择，通过牺牲效率来实现公平。好了，你会赞成么？我不会，因为我真没时间去排队，我宁可买黄牛票，但有时间的人会同意，比如闲得没事儿干的人，他们会大力支持这样的政策。
同时，我们要好好想想，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时间啊！我们人类被机器所解放的表面上是劳动力，但实际上是每个劳动力的单位时间。结果呢，你搞实名制，我们被先进的生产力所解放的时间结果却要用来排队，而不是创造更多的价值。很讽刺，不是么？
这时，我们再来看看机票，你看过有多少人是倒机票的？没有。因为机票的价格可是在不断的波动的，比如你临时决定出发，那票价比你提前几周定下的，要高出很多倍。为什么呢？前面讲过了，需求的急迫性，你急，你多给，你不急，你少给。又比如你在节假日出行，绝对没有打折票，因为需求很高。也许你会反驳我说，机票是实名制的。确实，但机票的实名制可不是为了让我们排队，而是为了保护售票代理商的利益，说白了保护他自己选定的“黄牛党”。
同时，不要以为我们很崇高，假如国家给我们的粮食进行超高的定价，并且进行国家收购，那么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就是自己先饿着肚子也要把自己的口粮弄来卖了。这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对供需产生了错觉，不是的，好好想想，不过是“供”和“需”的对象变了，我们需要的是那个超高的价格——钱，所以我们供出了粮食。
好了，如果车票价或挂号费超高，并进行反向收购，我相信，就像我们要出卖自己的口粮一样，手里握有票或号的我们都会去根据自己需求的紧迫程度决定是否出售手里票和号。那时人人都会成为黄牛党、票贩子，而那个时候你会高喊打倒自己么？
因此，如果供给是大于需求的，或者价格是合理的，那么自然就没有黄牛党存在的空间。于是，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们的火车不会增派、演唱会的座位不会增加、医疗不会增多等等情况下，让价格自由浮动起来，该涨涨，该跌跌。
解决之道二：现实的选择和替代
假如你看到这里，还是深恶痛绝黄牛党，坚决不买二手票。恭喜你，你还可以选择其他出行方式，比如打飞的和自驾游。
这里，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春运”。在返乡高峰期，日本人是如何选择出行的呢？2015年，索尼损害保险株式会社进行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大概有89.7%的人选择开车回家，有12.6%选择乘坐新干线，还有4.1%的人是利用飞机。
接下来我们看看费用：开车回家所耗油费用大概17061日元（约954元），乘坐新干线每人需要花费36226日元（约2026元），而坐飞机的话平均需要 67537日元（约3777元）。开车回家花费最少，这也是为什么最多人选择回家的方式。而与此同时，新干线和飞机的费用大大超过了自驾车的费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相对距离较近，似乎时间的差距并不大，也许就快两三个小时，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难道是因为日本人的单位劳动力时间成本非常高？如果你知道日本在返乡高峰期高速路也是堵得满满的，当你知道新干线在高峰期所有的位置都会变挤，没有卧铺了，就会明白选乘不同交通工具的经济意义了。同时，要看到哦，新干线的价格可是远远高出了自驾，你觉得还会有黄牛党么？
所以，如果你既不认可价格应该自由波动，又要抵制黄牛党，那么你还可以选择其他两种比公共交通高昂的出行方式，因为那两种的价格是根据市场来决定的。这时，你也许会喷我，那还要不要穷人出行了啊！穷人是不是就该呆在那里一辈子啊！好吧，除了限定价格外，主流关于让穷人有车乘有三个建议。
第一，免费让穷人搭乘。这时，会由行政权力划定一个标准——谁是穷人，然后给他们发票。你觉得好么？我觉得，于是乎，没人会努力工作了，因为只要是穷人就可以获得免费的票。同时，都是穷人的我们还可以胁迫政府开放更多的资源，因为我们这些穷人才是多数人的意见。你觉得到那时，社会会是怎样一个局面？
第二，让公共交通免费。好吧，咱们广东在亚运会期间就干过一次全民免费搭乘地铁的事，结果呢？当日就挤爆了……真的是够了……
第三，补贴，必须是现金补贴。即是将那些高价购买公共交通的收入分配一部分给穷人，让他们自由地支配这部分现金补贴。但，你觉得穷人会用来买回乡的车票么？
解决之道三：把蛋糕做大——提升供给
是的，把蛋糕做大，让每个人都有食物，这无疑是个极好的方法，当供给提升，价格自然回落，我们也就能买到价格更低的产品，这也能更好的保护穷人——他的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
回到一开始徐徐设计的产妇的例子中，如果有神州专车，那么我相信，两位产妇甚至不出门就可以提前预约到稳定的车辆定点定时来接。不过你知道，专车的价格是更高的，但你获得了比出租车更为稳定的服务。
但，这取决于一个大前提，就是开放的、充满竞争的市场。曾经，在靠政府垄断发放牌照的出租车行业，我们出行便捷出行的需求都是很难满足的——打不到车的同时，还要面对拒载。现在，我们尝到了行业开放的好处，尝到了市场竞争带来的出租车服务市场的蛋糕，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对这种开放说不？又有什么理由同意政府对其他提供出租车市场服务的主体进行行政限制呢？
和曾经的出租车租赁行业类似的情形，其实在很多领域存在，比如我们的挂号费、我们的车票，还有自来水、油价、电费、通讯费、这些领域存在着大量的政府管制。看了前面的分析，我们会知道，这种管制对穷人是毫无帮助的，好意未必有好的结果。而问题的真正症结，也就恰恰出现在政府管制上，管制让市场准入困难，而管制的结果便是造成了供给不足。
昨天中午，我看了央视新闻，采访了一位八十多岁的儿科老医生。老医生叹息道，以前看病，成人的挂号费是1毛，而儿科是5分，而就在医院旁边的公厕，入厕费是每人每次一毛。看到这里，我不由的笑了，原来过去看个病，就跟上个茅房的价格是一样的，而儿科还不如上茅房的价格。
而现在又好到了哪里去呢？上公厕5毛一次，而看个病，一般门诊5元，专家门诊20元或30元。这不仅极度的压低了医生的劳动力价格（一个儿科医生博士毕业后，还要两年的临床经验），而且无法甄别那些需求迫切的患者。虽然，在被采访的医生有不少说，她下辈子还想当儿科医生，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当一个开放准入、自由定价的时代的儿科医生。
我承认，黄牛是赚了医生的钱，但即使没有黄牛，这钱医生拿不到，因为这是价格管制的结果。那么，我们究竟该责怪什么呢？而我更为担心的是，没有市场的定价，没有体面的收入，也没有应有的尊重，医生离开的结果将是必然的趋势。而接下来发生的，便是医疗资源的进一步缺乏，和黄牛党将拿下更高的差价……
如果你在看完本文后，还要坚持把黄牛党消灭干净，随你吧。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显性的价格会回到政府规定的低价水平上，但真实的价格依旧会以其它形式呈现出来，比如排队，比如走后门、托关系，还比如使用暴力……你一定会为真实的价格给出代价，虽然不一定是钱。
好了，国家都把投机倒把罪取消了很久了，但如今我们还有很多法律人还在按照投机倒把罪的思路来看现在的问题，还在用纯道德的方法来思考社会问题。虽然难免有点后怕，但真的也很庆幸，幸好投机倒把罪被取消了，如果还在，不知道多少黄牛党要冤死在我们法律人的刀剑之下，也不知多少人还在饱受短缺之苦……
最后，再讲一个故事，18世纪的时候，法国的老百姓认为中间商赚取差价是不道德的，认为缺粮是因为中间商的阴谋，因此法国制定了法律，不允许中间商的存在。于是，既然没有利润可赚，人们也就不再去干购买食物充裕的地方的食物并运到食物短缺的地方出售的事，结果呢？饥荒在法国反反复复发生，很多人就因为这个法律而被活活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