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按：
这些法律题材的电影虽然已过去多年，然而经典的魅力就在于时过境迁仍熠熠发光。透过台湾地区律师的眼睛，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在追求法律正义进程中的差异，而且亦能启迪心灵，从法律的角度透视人性之本质。
台湾学者苏永钦曾言：“法庭本来就是剧力万钧、书演人性的绝佳戏台，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到京剧的‘玉春堂’，都可证明，今天的第八艺术[注：指电影]也在这里落脚，一点都不奇怪。”法庭历来就是法律制度成熟国家演绎社会丑恶、折射人生百态、启迪大众智慧的绝佳视角（这一方面可阅读徐昕先生的《影像中的司法》及魏小军先生的《看电影，学法律》）。近年来，这样题材的电影艺术在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彰显着社会法治的进步。读完台湾地区律师蔡兆诚先生的《法律电影院》，能深切感受到一位具备法律专业背景的电影爱好者从台湾地区法治视角对这些经典影片的解读和理解。这种阅读既能管窥到这些年来台湾地区法治的进步与发展；还能发现我们的不足，并反思前进的路径与方向。鉴于此，愿与大家一起分享其中的精彩“桥段”与“点评”。
文/一号专家的兄弟
来源/微信公众号 律事通（yunfalvshitong)
一、《不道德的审判》（Death and the Maiden）
（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主演：西格妮·韦弗）
本片从头至尾只有三名演员，主要场景也只有荒僻旷地中的一栋住家，紧凑的剧情安排则摄人心弦。韦弗在本片饰演的是一个被人强暴后而变得有点精神病和情绪不安的受害者，她无意中发现了施暴者就是邻居米兰达，于是通过以暴反暴在家中对他进行审判，而丈夫埃斯科巴尔做辩护律师，最后米兰达跪在悬崖边承认了一切。影片的节奏较为缓慢，却不可思议地给人一种紧凑、精炼的感觉，富于现实主义色彩，远远超出了表面上的政治含义和范围。它似乎谨慎地指出：所有的暴力犯罪者和牺牲者的痛苦心理都是一样的。
对这一影片，蔡律师这样评论：“不同的人看这部电影，可以有不同的启发。辩护律师和人权工作者，可以藉此检验自己的信念和意志；法官、检察官可以藉此虚心思索，自白怎么来的；干过刑求的警、调人员可以藉此想象自己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恐怖。至于一般观众，下次再听到警方‘破案’、‘嫌犯自白’的新闻，也许您会稍微存疑。”
二、《麦克马丁审判案》（Indictment:The McMartin Trial）
（导演：米克·杰克逊；主演：詹姆斯·伍德）
麦克一家本来经营着一家学前儿童学校，是由外祖母传办的。有一个小孩的母亲到警察局控告麦克家的孙子，也是这间学校的老师之一，对她2岁半的儿子性骚扰。警察要求其他的学生家长询问自己的孩子是否也受到过这样的性骚扰，一开始似乎没有什麽结果。后来这些家长把孩子带到一家类似儿童治疗中心的地方，在那里的工作人员的诱导下，很多孩子都说在那间学校受到过性骚扰。结果麦克一家，包括祖母、母亲、孙子、孙女，还有其它三名女教师都被捕入狱，因为大家相信孩子是不会编造这样的谎言的。律师一开始主要为了出名才帮助麦克家辩护，他也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但是随着案件的展开，很多疑点暴露出来，他逐渐开始信任麦克一家，并且和他们一起在逆境中抗争，经过长达7年的诉讼终于还之以清白。然而，这一家人的生活毕竟给毁掉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受到的心灵上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本剧是根据真实案例所拍摄的，在蔡律师看来，这部电影他在这几年中看过的最好的法庭电影。他接着说道：“‘三到六岁的小孩，正处于发展想象力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儿童可以很容易被威胁、诱导，而说出大人想要的证言。’这是儿童研究的结论。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创造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儿童性侵害案件。说起来不可思议，却是本案的最大教训。”
三、《义海雄风》（A Few Good Men）
（导演：罗伯·莱纳；主演：汤姆·克鲁斯）
该片根据百老汇戏剧改编而成。在影片中，军中律师丹尼尔为美军基地中发生的一等兵离奇死亡事件进行辩护。助理检察官戴米·摩尔奉命协助他侦查真相，但军方处处阻碍，调查很不顺利，最后他们发现谢将军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但苦无证据将他绳之于法。丹尼尔于是在军事法庭上采用激将法，逼谢将军自己说出真相。
在蔡律师看来，其中的交叉询问最为称道。众所周知，交叉询问是英美诉讼律师的独门绝技。无论是对军医主任的诘问还是对中尉的诘问无不体现了这一点。然而，要做到询问的成功，事先的准备工作得相当细致、全面。“事先充分准备，诘问的每个问题看得出来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才有那么漂亮的演出。”
在蔡律师眼中，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早在民国17年制定时，就规定被告人或辩护律师可以直接诘问证人，不须经过审判长许可。只是以往法院很少容许律师诘问，绝大多数律师也不知道积极争取行使诘问权。民国9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大幅改良诘问相关规定，交互诘问制度才算开始真正落实。
四、《性书大亨》（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
（导演：米洛斯·福尔曼；主演：伍迪·哈里逊）
该影片讲述了俱乐部老板从开张到发达、从发达到官司的下场，影片极其冷静地阐述了“言论自由”这一命题。拉里·弗林（Larry Flynt）是美国著名的色情杂志《好色客》的创办人。该杂志完全以真刀真枪的色情图片为主，绝不含糊遮掩。这一尝试让他一夜成名，他的公司也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了资产庞大的企业王国。
名噪一时的弗林及其创办的刊物公然挑战社会道德尺度，引起了美国主流请教信徒的猛烈批判。在蔡律师看来，对公众人物的严厉攻击是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伟人都曾是漫画家笔下夸大、扭曲、嘲弄的对象，如果因此要负担赔偿责任，必然产生“寒蝉效应”，进而扼杀言论自由。《好色客》杂志的做法固然低俗下流，但这是品味的问题，性质上和一般政治漫画或讽刺文章并无不同，法律上无法以品味高低作为有无法律责任的标准。
就台湾地区的情况而言，蔡律师这样说道：“有位台北地区法官就曾判过《阁楼》杂志不构成猥亵，他私下开玩笑说：《阁楼》不够精彩。”
五、《红色角落》（Red Corner）
（导演：乔恩·阿维奈；主演：理查·基尔）
一家美国娱乐业大公司的律师杰克到中国进行一项卫星合同谈判。当他开完会后和一位女模特产生了一夜情后，隔日一早却发现她死在身旁，而他则立刻被公安逮捕，罪名是谋杀。从此，他开始在中国司法系统里折腾，试图还自己清白，最后竟发现他的被捕和中国政府某些贪官有关，杰克只有把唯一希望寄托在法院指派的公设辩护人沈玉玲身上，而他也在沈玉玲抽丝拨茧的调查下，一步步发现案情真相，洗脱了自己的罪名。需要提醒的是，作为美国导演，对中国法制确实存在不少误读，甚至是故意抹黑。正如蔡律师所言：“电影与现实难免有差距，何况是美国人拍摄其想象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好莱坞的编导也许下了一些考证功夫，但仍旧避免不了严重的失误。”
针对该片，蔡律师的感想是：“好莱坞眼中‘红色中国’的刑事审判制度：一个美国律师在中国陷入卡夫卡式的荒谬审判情节，孤立无助面对看起来是一国的法官、检察官、法院职员；等到开庭之前完全没有见过的公设辩护律师好不容易出现，却径自宣称，虽然她当天才受司法部指派承办本案，但完全了解案情，提出被告承认有罪的答辩！”除去导演对中国法制的误读以及故意渲染不说，从这个片子当中我们同样可感受到这些年我国法治的进步以及司法文明的提升。
六、《一级谋杀》（Murder in the First）
（导演：马可·罗科；主演：加里·奥德曼）
此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矛头直指美国司法制度的黑暗面，特别是监狱内部的实况。囚犯、律师、监狱长构成了整个故事的主要线索。虽然说的是40年代的事，但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警示效果。蔡律师认为，本片一半是监狱电影；一半是法庭电影。凯文的表现相当出色，演活了从“低等动物”获得救赎的过程，非常感人。法庭戏中克里斯的交互诘问也值得细细品味，看他如何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相当精彩。
对于该片，蔡律师评论道：“检察院调查报告指出，监所超收人犯十分严重，收容空间不足、设施不足、管理人员不足、流动率高、管教品质不佳、教诲人力与品质严重不足、狱政教化功能虚而不实，不但不能发挥矫正、教化功能，反而成为增进犯罪技能的温床。难怪人犯再犯率那么高！训练不足的监狱管理人员，面对众多的人犯、沉重的工作压力，却拥有几乎不受监督的管理权限，能不滥权者几希？”
七、《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
（导演：彼得·休伊特；主演：塞缪尔·杰克逊）
本片是根据美国1982年间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克劳斯杀妻未遂案”改编而来。一位地方检察官因卷入一起肇事逃逸案件，导致其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恰巧另一名男子被误认为是肇事者后因谋杀罪被捕。年轻的律师酒后开车不慎撞倒行人，却驾车而逃。无辜之人蒙冤入狱，在道义面前，检察官最终选择自首，事后却发现事件另有隐情。然而，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一次次的谋杀案件都与他扯上了关系。在艰难、错中复杂的关系中他抽丝剥茧地化解危机。
对于此案，蔡律师这样说道：“证明程度采取高标准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宁可让十个坏人逍遥法外，也不能冤枉一个无辜的好人！’为了保护这一个无辜的好人，代价就是让十个坏人逍遥法外。人权保障从来就不可能没有代价！那么，采取这个高标准，就可以避免冤枉好人了吗？不然，误判的例子史不绝书，即使在英美等法治先进国家亦然。证明程度高标准只能减少冤枉无辜，不能根绝冤案。这是法律的宿命，也是法律人应当慎重、严肃以对的‘不可能的任务’。”
八、《以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导演：吉姆·谢里丹；主演：丹尼尔·刘易斯）
该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盖瑞生活于当年战火纷飞的北爱尔兰，那时北爱共和军正致力于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年轻的盖瑞整日无所事事、偷鸡摸狗，无意间得罪了北爱共和军。无奈之下，其父只能送他到英国闯天下。孰料，刚到英国的盖瑞就被当地心急立功的警察诬蔑为北爱共和军的恐怖分子，还连累了在英国的姑妈一家一同被当作恐怖分子关进了监狱。其父四处陈情，最后也被关进了监禁。父子俩在监狱受尽苦头。直到多年之后，一位英国的女律师才开始从头调查这件极其荒谬的冤案。
蔡律师这样评论道：“被告的辩护律师表现相当称职，审判过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公正。法官量刑前对被告说‘很遗憾不能判你们死刑’！正显示法官认为罪证确凿，无可置疑！英国的法官不是以经验老道著称吗？最后还是冤枉了一群无辜的人。检警就跟一般人一样，碰到利害关系时，公平正义的理念、职业伦理、多年的法律训练，全都不管用，自己的前途要紧，十几个无辜的被告在冤狱煎熬，算得了什么？”
九、《良相佐国》（A Man For All Seasons）
（导演：弗雷德·齐纳曼；主演：凡妮莎·雷德格莱夫）
本片由舞台剧改编，充满英国贵族气派的修辞、机警的对白，演技气势雄伟，全片气氛庄严。它描述的是一段英国历史：16世纪亨利八世在位期间，内阁大臣汤玛斯·莫尔深受国王赏识，他以坚守原则、决不妥协的个性，在民间享有崇高声誉，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亨利八世因凯瑟琳皇后无子，决定离婚另娶安博林夫人，并迫使全国臣民表示同意这宗婚事。但是，他得不到罗马教皇的恩准，因此决定跟宗教决裂。莫尔为了原则，保持沉默，使八世不悦，于是加害于他。
看完这一影片，蔡律师联想到的是：“有人认为地球是圆的；有人认为地球是平的。如果地球是圆的，王命能使它变成平的吗？如果地球是平的，王命能使它变成圆的吗？想不到台湾这么媚俗、伪善的社会还有这种人！一方面也自问，我是学法律的，对正义、公理的坚持、不畏牺牲，可比得上他们两位国中、高中毕业的基督徒？这问题从未想过，是他们太迷信？还是我心中的正义观念只是知识，谈不上信念？”
十、《断锁怒潮》（Amistad）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主演：摩根·弗里曼）
本片是美国法律史上沉埋已久的真实案例。1839年夏，关着53名非洲黑人的西班牙运奴船“阿姆斯达号”行驶到距古巴海岸不远处，遇上狂风暴雨。黑奴首领盖带头造反，以武力控制了全船。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返回家园。“阿姆斯达号”在美洲东海岸漂流两个月，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海岸被美国海军拦截。53名非洲人以谋杀船员的罪名被起诉。
对于该片，蔡律师这样说道：“美国制宪时接受奴隶制度，这部宪法自始就是有瑕疵的。如今的宪政发展，不应归功于制宪先贤，而应归功于那些拒绝盲从过时的‘自由’、‘正义’、‘平等’观念，更致力于提升这些观念的人。真正的宪法奇迹，不在于宪法的诞生，而在于宪法的生命。”
十一、《费城》（Philadelphia）
（导演：乔纳森·戴米；主演：汤姆·汉克斯）
安德鲁和米勒认识于法庭上，两人都是年轻有为的律师。然而，年轻的安德鲁不久后因为同性恋和身染艾滋病被老板发现，以“莫须有”的理由解雇了。遭解雇后的安德鲁四处寻找律师为他讨回公道。当安德鲁找到米勒时，米勒一开始拒绝了他。因为米勒像普通人一样憎恨同性恋和惧怕艾滋病，但当他看到安德鲁在图书馆搜索“艾滋病歧视”时遭到管理员的白眼，听着妻子缓慢而平静地说出他们的姨妈、朋友有很多也是同性恋时，他决定受理安德鲁的案件。在最后的法庭上，病危的安德鲁毅然出庭。
蔡律师说道，在台湾地区，民国95年10月台北地方法院判决艾滋病患中途之家“台湾关爱之家协会”必须搬离社区，引起轩然大波。这是台湾地区第一件社区管委会采取诉讼途径驱逐艾滋中途之家的案例。当然，在人们的心里，“不要在我家后院”的心态非常普遍，这样想也无可厚非。况且，在台湾地区还找到了宪法的支撑根据。可见，关爱艾滋病患者，抚慰其心灵的路依旧漫长。
对于本案，蔡律师评论道：“你能想象一辈子不得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婚，两人的结合不被法律承认，终其一生，都不合法吗？独立宣言中说的是‘所有人生而平等’，而不是‘异性恋者才生而平等’！”
十二、《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
（导演：蒂姆·罗宾斯；主演： 苏珊·萨兰登）
本剧改编自修女海伦·普雷金的真实故事。她应死刑犯马修·庞谢特的要求开始跟他通信，后来又到监狱去探望他，逐渐成为他的心灵寄托对象，也发掘出马修杀害一对年轻恋人的不寻常真相。只知道他因残杀一对在林中幽会的小情人而被判死刑，但他否认自己参与了下毒手。跟许多死刑反对派人士一样，修女海伦希望他是被冤枉的。面对村人的愤怒和受害人双亲的悲痛，海伦以最大的勇气要求他们的谅解和饶恕马修的罪孽。本来一直不肯悔改的马修在行刑前终于突破心防真诚忏悔，安心地走向死亡线。
对于此案，蔡律师联想到的是：“[台湾地区]李胜雄律师问大家对死刑的意见，当场做民意调查，结果在座九十几位律师，赞成、反对约略各半，旗鼓相当。他说：‘大家都是念法律的，难免各有看法，我也不想在此说服谁。不过，我敢保证，在座赞成死刑的人，如果有办刑案，执业一段时间以后，我相信会有一半以上的人改变主意，为什么？‘因为冤狱太多了’!”
十三、《法网雄心》（Class Action）
（导演：迈克尔·艾普特；主演：吉恩·哈克曼）
吉恩·哈克曼饰演从六十年代走过来的理想主义分子，专门替弱势族群打官方，希望在并不健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为这些被压逼者争取权利。玛丽·伊丽莎则是典型的九十年代实用主义者，在旧金山的顶尖律师事务所工作，正争取成为公司的合伙人。父女俩道不同不相为谋，平常不相往来，如今却因为一宗控告汽车公司故意出产危害乘客安全的车种而互相对簿公堂，于是在公私方面都构成了强烈的矛盾。
该片直译是“集体诉讼”，点出故事是美国典型的消费者控告制造商的集体诉讼案件。编剧看得出是精通美国诉讼实务的高手，对于消费诉讼的攻防特性、律师界的生态，描写得丝丝入扣。在蔡律师看来，“没有惩罚性赔偿的话，公司只要拿一些钱买产品责任保险，真的出事时，再拿个几十万美元打官司，就绰绰有余了。反正官司不一定谁赢，输了也不用赔太多，公司有钱，拖也把消费者拖垮。何必花那么多钱去召回修补？”试想，我们的现实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十四、《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
（导演：泰勒·海克福德；主演： 基努·里维斯）
《魔鬼代言人》是根据艾伦·德肖维茨的小说改编而成。这是一部浮士德式的现代道德剧，故事讲律师伦理的难题放在自由意志与邪魔诱惑的宗教背景中，既加强前者的深度，也呈现后者的现实性。片中讲述了年轻有为的律师罗麦斯经不住高薪豪宅的诱惑，带着妻子从家乡来到纽约发展，为了追求利益和打赢官司，他明知被告有罪仍为其辩护，甚至不惜隐瞒证据，违反律师的天职，最后终于觉悟，获得重生。
蔡律师讲到，民国87年高雄市选举，谢长廷以几千票险胜吴敦义，令人跌破眼镜。选后舆论分析认为白冰冰骂谢长廷“不是人！”的录影带，给吴敦义帮了倒忙。杀敌三千，自损一万，在选战最后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该剧，蔡律师的评价是：“上帝给人享受的能力，欲叫人只能看，不能碰，明明是个虐待狂。魔鬼则大肆挑动人类的欲望，让人性尽情释放挥洒，他才是热爱人类的人道主义者。谁敢说二十世纪不是魔鬼的世纪？”
十五、《新十二怒汉》（12 Angry Men）
（导演：威廉·弗莱德金；主演：杰克·莱蒙）
本剧是对1957年经典名片《十二怒汉》的重拍、新拍。新片对原剧本有重大修改，但基本结构没有大的变化。故事是讲述一位十八岁的青年被控谋杀亲父，十二位男性陪审员在热天午后挤在狭小、燥热的房间中激烈讨论如何判决。一开始，十一票认定他有罪，只有莱蒙独持异议。随着故事的发展，法庭上看来似乎合理的事实，逐渐一一被质疑、挑战，甚至推翻，陪审团封闭的心灵也被逐一打开。从戏剧结构来看，故事是简单的法律推理剧，场景是只有一个陪审团的小房间，十二位陪审员从头到尾不断相互质疑辩难、甚至争吵叫嚣，戏剧的张力完全靠演员演技来发挥。
对于该剧，蔡律师的点评是：“法律应该是客观、公正、合理，遵循一定的逻辑和原理原则。遗憾的是，真正适用法律的是‘人’，人性中偏私、狭隘、软弱、懒惰等种种弱点与盲点，必然地反映到有关法律的论辩中。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也不可能完全避免。理论上，当事人主义必须检辩双方旗鼓相当，一样高明或一样菜都无妨。但不能差距太大，否则就会像拳击赛中蝇量级迎战重量级的对手，下场通常很惨。”
十六、《法网边缘》（A Civil Action）
（导演：斯蒂文·泽里安；主演：约翰·特拉沃尔塔 ）
本片是根据美国畅销书《A Civil Action》改编而成。该书获得1995年美国国家书评奖，内容记述一件发生在波士顿地区的环保诉讼真实案例。故事发生在1979年的一座工业小镇上，接连出现的因白血病而死亡的病例惹得居民们人心惶惶。大家都知道，镇上那两家整日排放着污水的大工厂和这些悲剧脱不了干系。在庞大的工厂体系面前，个人是如此的渺小，可是即便如此，安妮毅然决定联手镇上的八个受害者家庭，对两家工厂提起了诉讼。没有律师愿意接受这样棘手的案例，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斯里特曼。他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调查两家工厂的日常排水，在证据确凿之后，却因为被告方的暗度陈仓而输了官司，简失去了一切，金钱、家庭、名誉，但他并没有放弃。
对于该案，蔡律师评价到：律师斯里特曼宣告破产，他的银行户头只剩十四美元存款，债务则高达一百二十几万美元。三十九岁的他把本案四百多箱卷宗丢进垃圾车，他望着卷宗内成千上万的纸张说：“这些纸，是我九年的生命。我为什么要干这事？”他自己回答：“傲慢、贪婪和野心。既做好事又发财。”
十七、《光荣之路》（Paths of Glory）
（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主演：柯克·道格拉斯）
本片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成，具有一定的虚构色彩。故事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壕中，战争的无力感和讽刺意味充斥全片。在后方安然自得地住在美丽城堡里的将军，向在前线卖命杀敌的陆军上尉达克斯下达了一个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占领安特山。这一命令在当时的战况下无异于让战士们去自杀，任务注定是要失败的。将军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致命错误，下令逮捕3个无辜的小兵，宣称他们犯下了临阵脱逃和叛变的罪行。达克斯在入伍前是一名律师，他自愿充当3名士兵的辩护人。但不久他就发现，除非能够证明将军犯了过失，否则只有奇迹才能救出这几个危在旦夕的小兵。
对于这一影片，蔡律师的观点是：“类似这种野蛮的军法审判，在三、四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屡见不鲜。许多被控叛乱或匪谍罪名的政治受难者，依戒严法的规定接受军法审判，屈打成招，莫名其妙就被枪决了，程序的草率与本片内容无殊，有的甚至连判决书也没有，就被枪毙了。”
（本文摘自蔡兆诚：《法律电影院》，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实习编辑/董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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