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作者向无讼阅读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作者和来源
汉字“法”的渊源极其久远，什么时候，是谁构造难于考证。据《说文解字》所载“法”的古体字为“灋”。“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廌是一种神兽，它“性知有罪，有罪触，无罪则不触。”对此，胡云腾先生则戏说，“我国古代的‘灋’字并非是指成文的法律，而是古人将公正司法铸入‘灋’这个象形文字中。其中，‘氵’代表司法的公道公平，‘廌’代表法官的正直不阿，‘去’代表没有道理的当事人就让他滚蛋。因此可以说，法最初起源于司法活动而不是生硬的法律条文。但是，后来为什么‘廌’没有了呢，据笔者推测，极有可能是这位廌兄办错了案子，人们让它也滚蛋了。”当然，这种说辞不免有些诙谐，但却戏说了“灋”鲜为人知的生动含义。至少“灋”产生于司法活动的推断还是有其道理的。
既然“灋”产生于司法活动，那么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哪些人应当参与？哪些人不应当参与？参与的人角色如何确定（因为角色不同，立场则不同，立场不同所产生的作用自然有别）等不无疑问。虽然难以还原最初的司法活动，但可以推测在司法活动演进中，除了最初仅当事人和担当裁判的“廌”兄外，后来渐渐有了“雄辩家”、“代理”、“辩护”等角色参与到司法活动中，以帮助当事人申辩或协助“廌”兄办案等。唯有疑问的是什么时候出现律师这样的角色不能确知？但律师终究是出场了，从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司法活动。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叫“律师”，而不是“法师”或“律官”呢？就西方英语文字而言，lawyer是law演变而来，从法律到律师的变化，无非是在law后面加上“yer”，是否意味律师是法律的主人还是寓指懂法的权威或以法为职业的人？当然，笔者无力探究造法缘由，更无法推断造法之意。但客观论，律师对法律的诠释也算一种造法活动，至少从法律适用、解释角度延伸并推衍法律的演进，而不是机械，按部就班运用法律。从逻辑上而言，欲从事“代理”或“辩护”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懂法，否则，谈什么帮助他人？
事实上，“灋”本来就是从习惯到习惯法，从不成文法到成文法的自然演进。一方面“灋”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历史生命”，另一方面“灋”的普世适用需仰赖政府制定并颁布实施，从这个意义上，作为擅断案件的裁判官，自然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即“廌”兄则优先掌握并确定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因此，可以说，“廌”群体才是名副其实须优先熟谙法的，或者可以牵强附会称为“法师”。正是基于“廌”群体决定了法的产生和实施，所以，在三权分立之前，像“廌”兄这样的阶层自然极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难免为所欲为，肆意侵害民众权益--就法治文明的当今，这类现象仍然没有杜绝，何况文明开化前的境况？
不难看出，由于“廌”对法的垄断或优势地位，难免颠倒是非，为虎作伥，探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因当事人不懂法，另一方面因缺乏监督或制衡机制且未进入公众视野，即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司法活动却被设在私堂，演变为“私的场合”，在这样的情势下，无可避免一桩公共事件进入私的领域将面临怎样的“暗箱操作”。于是，如何控制或防止“暗箱操作”须提上日程，引入第三方参与司法活动则势在必行。
自然，一方面因当事人不一定都知晓法律或懂的运用法律，从而需要协助其申辩；另一方面也是见证或监督司法活动，让司法活动在阳光下运行，不再神秘。这对长期处于“无讼”观念的国人而言则尤为重要。如此以来，司法活动的“二元主体（即法官和当事人）”不攻自破，形成了“三元主体（即法官，当事人及律师）”从而让司法活动愈加公开、公正及理性对抗。只不过，随着社会演进程度，律师经历了从业余，陪衬，协助，从属地位到专业，独立，自由，相对自我的过程。
既然，法为“廌”所属，那么作为律，则为“代理”、“辩护”所生。汉字“律”，据《说文解字》解释，“律，均布也。”“均布”是古代调音律的工具，把“律”解释为均布，说明“律”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具有普世性，能得到人人遵守的规范。从《尔雅·释诂》中可以了解到，在秦汉时期，“法”与“律”二字已同义。《唐律疏义》更明确指出“法亦律也，故谓之为律”。把“法”与“律”连用作为独立合成词，却是在清末民初由日本输入。事实上，律除了规范，规则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古代审定乐音高低的标准，把乐音分为六律和六吕，合称十二律，同时也是旧诗的一种体裁。由此，“律”有协同，步调一致，和谐，韵律，乐音等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法”与“律”协同，而“廌”与“师”共处，才能促使：
（一）法的公平正义价值“接地气”。试想，在“律”缺失的前提下，“氵”则因势而成，因势而变，便没有了规矩。此时，“灋”的公平正义无非成为欲“止渴”需“望梅”以自欺，如此则难有公平正义功能的发挥条件，最终将沦落为肆意妄为。
（二）“廌”的秉公办案。“廌”原本是断是非曲直，但若在“师”缺位的环境中，“廌”或许就难以做到“慎独”，不免随心所欲导演一出出审判的闹剧。由于司法活动没有被置于公众视野，因此，一味轻信“廌”兄的居间裁判则未免太天真！这里，不仅涉及“廌”兄个人道德禀性或徇私舞弊的拷问，而且还牵涉到“廌”兄的立场问题。试想，“廌”兄吃的是皇粮岂能为民倾斜（所以司法独立迫在眉睫），总得听命“主子”安排或授意，这就是屡屡上演“葫芦僧判糊涂案”的缘由！
（三）庭审活动中的相互制约与制衡。当审判员，当事人，律师均出现在司法活动中，自然便于当事人知晓法律和明白自己的权益，无论审判员处于多么优越和强势地位但多少也有些顾忌，毕竟在司法现场的不单是当事人和手握司法大权的“廌”兄双方，还有或多或少懂点法律或知道审判程序的律师！毕竟律师是司法活动的专业见证者。因此，审判员再也不能如神明裁判般装神弄鬼，独自编剧唱独角戏了！同时，律师一方面起着协助当事人主张权益，另一方面对抗审判员滥用法律或职权，促使司法活动在法的界限内展开，而不是任审判员自由发挥。
（四）动情晓理，鞭辟入里。良性的司法活动在于围绕事实，结合法律加以揭示或剖析，从而言明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与法律之间的拣选和适用，从而尽量还原事实真相，准确适用法律，各方对事实和法律的理解愈加深入，析出法律与事实的筋骨联系。
由于“法”的诞生和实施的强制力，天然属于政治。那么作为强制力的“法”，自然不能如脱缰的野马，必须要套上缰绳，才不至于狂奔乱跳，偏离驾驭者预期的轨道。因此，“律”则调和和规整“法”在人们期望的界限内展开其功能与作用，同时，在专业人士“师”的运用和发挥中，得以矫正和充分发挥。
故，“律”与“师”天然相依，相互契合。进一步推衍，胡云腾先生戏说的，廌兄因办错了案子，人们让它也滚蛋，这或许就是律师在场的结果，否则，谁能知道或衡量廌兄办案质量？而身为律师，也只有达到堪任“师”的标准，才能克己守“律”，循规弘“法”。
实习编辑/代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