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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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人：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硕士（2005），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2009）。已出版专著《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合著《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译著《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并在《开放时代》、《中外法学》、《法学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大法律评论》、《政治与法律评论》、《文化纵横》等刊物发表学术文章数十篇。 

书籍关键词：

 

中国大学、美国宪法、政府治理、自然社会、自由主义

甘阳：《北大五论》，三联书店，2014年12月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非止于个人的独立，更重要的是民族的独立，尤其是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独立，“吾国学术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作者认为，陈寅恪当年提出的问题，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在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把北大、清华等中国著名学府办成世界上“第一个北大、清华”，而不是“第二个哈佛、牛津”，如何发现并坚守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灵魂，如何发掘并融通中国自身的不同思想传统，如何走向真正的中国文明自信和文明自觉，这不仅仅是作者自2003年以来所为之殚精竭虑的，也仍然是我们这个国家待解的时代难题。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2014年12月

十五年前，本书首版重在从美国宪法的“超稳定性”及其“与时俱进”的体制和思想动力出发，将宪政史引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议程。十年前，本书再版把思考范围扩展到“宪法政治学”，关注宪法如何更新其生命力。去年，本书的第三版则试图从权力与权利的共生关系这一角度，探究美国宪政发展历史中更为本质的东西。作者认为，近现代不同国家体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各自所宣示的哲学理念，而在于如何界定和保障国家权力的公有性和正义性，如何界定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普遍性和实效性，以及如何界定和保障权力和权利能够在“体制内”进行实质性的博弈。

卡斯 桑斯坦：《简化：政府的未来》，陈丽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2月

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如何做好本职，如何稳定金融系统、减少空气污染、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国家安全、改革医疗保险、保障能源安全，如何既不影响国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又能为人民创造更多财富，如何既推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又保护公共安全和健康？作者认为，重要的是，在“政府做什么都有人反对”的“政治极化”的时代，在不大规模缩减政府职能机构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办事自动化和政府流程的简化。简化的实质是让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的界面更友好，简化是好治理、巧治理，但简化并不是简单化的放权，而是通过“助推”实现的“家长式治理”，是政府通过干预人们的选择来实现规制目标，换言之，简化恰恰是以提高政府规制能力为前提的，简化更需要的恰恰是政治集权而不仅仅是行政分权。桑斯坦擅长将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等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融入政治、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决策与执行研究，本书表明，年逾花甲的桑斯坦依然宝刀未老，反倒老而弥坚。

李猛：《自然社会》，三联书店，2015年3月

“自然社会”这个书名的深意或在于，在跨越了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的神奇一瞬间之后，一个“自然的政治社会”是否可能，一个“自然的经济社会”是否可能，一个“自然的法律社会”是否可能，一个“自然的伦理社会”是否可能。因此，可以说自然法学家同时兼具革命性与保守性，其革命性表现在他们认为一切政治、经济、法律与伦理秩序都是理性契约的产物，而其保守性则表现在他们认为只有理性才是自然的，只有经由理性达成的政治社会才是“自然的”政治社会。其革命性指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未来，其保守性则面向过去，不是简单地从神性中剥离出人性，而是把神性嵌入人性，君主只有像上帝统治天上之国那样统治地上之国，“为权利而斗争”的现代人只有服膺这理性所缔造的现代社会，才是自然的，才是正当的。而正是因为无论上帝是否已死，这种“自然的”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法律社会、伦理社会都充满了不自然，或者说正是因为“自然社会”的不可得，才让现代世界和现代人充满了不安定感。

保罗 卡恩：《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田力译，刘晗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二十七年前，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后集为《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无情地指出，当代自由主义者患上了严重的国家恐惧症，这种道德批判指责国家无所不在，指责国家及其官僚主义在不断扩张，指责国家有其法西斯主义萌芽，指责国家有家长主义所固有的暴力，简言之，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总是最坏的，因此，自由主义总是反国家的，而正是因为对国家的弱化，自由主义才不得不转向政党政治、转向真理化的市场经济寻求自身的合理性。这可以说也是保罗 卡恩所试图回应的深刻问题。如果国家仅仅是信仰的对立面，如果国家仅仅是言论意义上理性思辨的产物，自由主义就仍然无法治愈自己的国家恐惧症，自由主义只有重视超越性的文化力量，重视牺牲，重视以牺牲宣示正当性的大爱，只有重新把血与火铸就的国家带回来，只有摆正国家的位置，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实习编辑/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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