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立阳 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 JUNHE_LegalUpdates)”授权无讼阅读发布

 

本文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学生董立阳在几年前两次采访君合纽约分所合伙人郝勇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成,访谈地点为纽约洛克菲勒中心。


LLM还是JD,法律人站在人生转折路口该如何选择?


近年来美国法学院的中国学生数量可以说在爆炸性地增长,太多的中国学生计划毕业后到纽约来做公司业务。我常半开玩笑说,什么事情只要中国人一盯上,竞争马上就会变得非常激烈,或者可以说就变了味儿了(味道不一定变得不好,但一定不同)。


中国学生念LL.M.的预期可能和美国法学院的预期并不一致。比方说,国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来读这个学位,没有找工作的压力,只是希望学习之后能够把美国的视角带入工作之中,同时也扩大交际范围。这种“镀金”的期待与美国法学院的期待(包括经济效益方面的期待)可能更加匹配。如果把LL.M.学位作为敲门砖,由于中国学生读J.D.学位的也越来越多,加之如果没有较多工作经验,这块敲门砖会越来越不好用,美国法学院其实也可能认为这个项目本来就不是敲门砖的作用。


有些国内本科读法律的同学觉得自己在国内已经读了四年法律,如果再读J.D.,又是三年的法律,吃亏了,而认为LL.M.是个捷径,这是一种严重误解。随着美国法学院里中国学生数量的大幅增长,捷径应该说已经不复存在。有中国bar本来是好事,不要好事变坏事。


有些法学院以前允许LL.M.学生转入J.D.项目,现在据说取消了,这是有道理的。如果很多人绕过LSAT考试直接进入J.D.项目,是对于规则的破坏,从长期来看,对于整个行业是不利的。


最近有一家在纽约的中国企业想招一名summer intern,我介绍了十八个人选给他们,大约J.D.和LL.M.各占一半,他们筛选出来的short list,七个人全是J.D.。Enough said.


初级律师如何选择法律业务领域


业务领域的消长是持续不断的。拿上市来说,1980到2000年间,平均每年有300多家公司在美国上市,2000年后每年上市的公司只有不到100家,因为其它的融资渠道包括PE、债券等有很大发展。如火如荼的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最近悄无声息,倒是有不少人考虑退市。与其全往transaction尤其是capital market方向挤,不妨考虑另辟蹊径,增加自己的比较优势。


争议解决:美国是一个非常好诉的社会,美国人觉得诉讼是讨价还价的手段,不起诉,大公司不一定理你,诉他一下,没告赢一般也没多大损失。中美企业之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打官司、被人告、告别人,这种业务会越来越多。觉得诉讼对语言要求太高的话,可以考虑仲裁,中国公司通常也更愿意选择仲裁,觉得less antagonistic。


税法:对于跨国交易来说,税收架构非常重要。比如中国和投资目的国不一定有税收条约,但是荷兰和中国有,荷兰和目的国也有,就会涉及到以荷兰作为过渡的税务安排。荷兰的法律服务中有庞大的税务安排的市场,当然对投资的来源国和目的国也是如此。


反垄断:比如一个美国公司和一个德国公司要合并,中国商务部现在很可能要审查你,这跟美国和欧盟的做法一样,澳大利亚、日本、巴西也是如此。大的国际并购很可能需要在各主要国家通过反垄断审查。


法律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是一个default option,上法学院是一个培养通才的过程。很多人本科毕业之后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对于未来比较茫然,去读法学院,毕业后可以有较广的选择面。哲学并不会教你非常具体的东西,但是会教给你一套思维方式,法律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一套好的思维方式,在任何领域都是适用的。


你今天在法学院学的一门课,可能跟你几年后做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可能是这位教授说的某一句话给你留下了一点印象,这个印象在你工作后一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是可能二十年之后生根发芽。


我从一位猎头朋友那里学到一个很有用的概念:fuzzy vision。听起来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但很有道理,说的是我大致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但不是非常清晰明确,只要朝着大体正确的大方向去走,至于偏离了十五度或者二十度,其实没有关系,在走的过程中你的思路和偏好取舍会慢慢清楚起来的。


美国OR回国


在美国工作了一两年、三五年还是八九年,回国的机会成本大不一样,也就是说在美国投入的资源精力有多少,是不是愿意放弃。有家庭孩子的话考虑的就更多。回去再回来,不是没有,但所见不多。


机会成本的一层重要意思,是人脉关系在什么地方。作为junior or mid-level associate回国是一回事,在senior associate或更高层级考虑的又很不同,可能是作为合伙人在国内有没有客户的问题,客户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


我近十年在纽约的大致观察是美国法学院毕业的中国学生,90%以上在美国工作三年内就回去了,最近由于金融危机,这个时间只会更短,不少情况下缩短为零。回香港的人很多,不少人可能是还没下决心回到北京上海,想先过渡一下。2006年我在香港工作了三个月,当时大陆背景的律师朋友很少,2011年我再到香港,和一大桌子律师吃饭,都是这几年里从纽约搬到香港的朋友。在美国留下来的很小的一部分人,有不少人在大所做的业务非常技术化,比如derivatives。


绝大多数回去的律师还是在美国或英国所做junior or mid-level associate,由于普遍工作时间不长,还没有到大规模碰到玻璃天花板的时候,未来三年左右吧,这种情形应该就会发生,美国英国所不会有这么多的合伙人位置,partnership track应该会越来越长,而且会有更多的人目光投向国际化的中国所。


在美国碰到玻璃天花板的案例更少,因为绝大多数人在此之前都回去了,未来这一块如何发展,值得关注。如果待到七八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因为是不是要升合伙人的问题,双方都会比较慎重。就像谈恋爱一样,不是刚开始时随便玩玩儿的心态,大家都准备谈婚论嫁了。猎头不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你对于市场和人都比较了解,不一定需要猎头在中间协调,要价也不容易降下来。猎头喜欢呆了三到五年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好用,活上手快,待遇又不会要求太高。但你不能因为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去做决定,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喜欢自己,认识到自己肯定有价值。


中国的法律市场在不断变化,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分工越来越细致,就像正在发育的小孩子,一年时间可能就认不出来了。中国所专业分工的趋势明显,比如现在有些中国所有专门的部门在做劳动法和税法,以前不少人关于税法都能讲上两下子,现在敢讲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专业化、精细分工是未来中国律师事务所发展的方向,而且每个律师都需要在各自领域里建立自己的声誉。


就对华FDI而言,中国所已经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不少外国所在将重点转到中国海外投资上,只有少数的外国所继续在走本地化路线,在中国维持大规模的办公室。


现在要有个火星人来到地球,让他选择的话,他可能会选择做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中国的市场在发展,机遇很多。我离开美国所加入君合之前,一位美国合伙人很诚恳地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Now it’s the best time to be Chinese.

 

初级律师如何建立REPUTATION
 

最重要的是availability


美国大所里一年级的律师,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和人脉,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起薪是16万美元,加上奖金可能20多万美元,为什么?买的是他的时间,不说是24/7/365,也差不多。8万美元的工作或许可以按点上下班,晚上周末关机,但是如果是20多万,可能就没有休息,因为律所和客户的期望值不一样。他们期望律师不断的查自己的email和voicemail,多久一次?五分钟吧!做律师对个人生活可以说是非常disruptive的。如果说值16万或者20万,这才是原因,有人开玩笑说其实这些钱换算到单位小时,可能就是麦当劳的工资。


说到availability,我去年在NYU法学院的一个panel上打过一个比方,说你要参加游泳比赛,每天练习游泳4小时,发现张三练6小时,于是你练8小时,又发现李四练10小时,你咬咬牙练12小时,可能还有个王五练14小时,人外有人,永无止境,你不想精神崩溃,怎么办?能不能转变思维,将自己变成一条鱼,那么游泳对你来说就不再是一种外加的负担,你24/7/365生存的方式就是在水里游,很多问题可能就不再是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client focus,因为律师是一个服务行业


客户需要律师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较紧急的事情,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找到你,这是一种非常的信任。If you have a difficult life,it’s because they have a difficult life。有人愿意花钱买你的建议、买你的时间,换句话来说,动动嘴皮子就能挣钱,这样的行业其实很少,也可以说是一种荣誉。


英文好非常重要


在外国所不用说,在国内所做涉外业务也是如此。可以说律师的思想完全是以语言作为载体表现的。一笔交易签约十年之后,可能没有人记得谈判签约的人是谁,留下的只是白纸黑字的文件,除了语言没有任何其它载体。来到美国,应该尽量将自己沉浸在英文环境里,多读书读报,用英文表达和辩论,用英文思考,最好做梦的时候用英文说梦话。小学老师说字要写得好看,不然别人瞧不起你;关于英文也差不多,基本上你写一封email,别人一下就能看出来你的英文水平。中国学生可能觉得自己擅长做数字的事情,但是不擅长语言、交流的事情,这种自我否定是很不好的。至少,开玩笑的说,你作为中国人speak up,就可以把其他中国人比下去。


Passion


一份工作,只给你一美元,你还做不做?我最近经常赶场参加很多活动,见很多人,很累,半夜等车回家,身心象手里不争气的iPhone一样几乎电量耗尽,可能会想What the hell am I doing?第二天醒来是不是还要做这些事情?像networking这种事,参加一些活动本身没有那么难,但长期坚持参加并不容易,而不去参加可能会丧失一些机会而自己永远不会知道。我最近一年读书的时间比过去要少,但是感觉学到的东西却多很多,因为交了很多朋友,生动地了解到各方面的很多信息。另外如果能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对别人的贡献,就像纽约街头热狗摊上的广告语We answer to a higher calling,会是很好的自我鞭策。


规则与诚信


前面提到如果很多人绕过LSAT考试直接进入J.D.项目,是对于规则的破坏。关于规则,举个例子,在饭店吃饭通常先吃饭后付钱,对顾客更加方便,饭店不会担心顾客不付钱就走了。如果你逃单,就破坏了规则,饭店很快就会要求所有人吃饭前先买单,造成所有顾客的不便。


规则需要诚信才能长期维持。芝加哥的Willis Tower有一个透明玻璃地板的观景台,你要有百分之百的信任,才敢踏足上去,因为这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它。失去了生命,就算家人拿到大笔抚恤金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诚信只要破坏一次,就完了。


年初我帮助一家中国客户在加州完成了一起并购,客户公司高层完全不懂英文。后来公司的CFO跟我说:“郝律师,跟你交流很贴心,因为你跟我说话从来不夹杂英文。”对他而言,夹杂英文是对他的不尊重。那次交易最终有效文本都是英文版本,但客户能看懂的只是没有最终法律效力的中文版本,客户必须相信他的律师能够百分之百确保中英文版本一致,这是从口袋里掏出几千万美元现金的问题。这好像夜里开飞机,肉眼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依赖雷达,雷达出了问题就可能撞到山上。没有完全的信任,这样的事情没法做成。


任何高科技的交流方式都不能取代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你需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心里告诉自己:这个人我是可以信任的。做生意的时候金钱的关系无疑是需要的,但只是金钱的关系并不够。中国很大程度上是熟人社会,有些国内来美访问的朋友,看得出戒备心理比较强,还不如美国人容易打交道。如果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建立基本的信任,交易成本就很高。


RISK-TAKING


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越来越愿意承担风险。最近看得很明显的,传统意义上比较稳定保险的律师和会计师,金融危机一来很多人也一样失业。像Dewey LeBoeuf,很大的美国所,我们几个月之前还刚刚交流过,他们拿了很多资料跟我们洽谈中国业务的合作,现在已经倒闭了。现在说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不久之前还是五大啊。所以个人在这些大机构里面有多大的确定性,真的很难说,中型和小型所更是如此。现在有什么职业能够确保没有风险?我觉得没有。


如果有passion,你就愿意承担风险,internalize风险。有风险,也有自由,律师这个行业相对比较自由,也就应该承担相应的风险。美国很多大型律所多年来在corporatize,公司化的过程里不一定减少了风险,反而可能由于过度追逐利润而增大了风险,同时又失去了律师这一行原有的比较个人化的自由。把牌子挂在门口,自己可以执业,除了律师和医生,很多行业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加入一个组织,一辈子勤勤恳恳干活,不一定就保证不失业。当年进工厂最光荣,家庭出身好的人才能进工厂,哪里想得到有朝一日很多人下岗。如果自己有知识有技术有人脉,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到哪里都有饭吃。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靠山山倒,靠人人亡,靠自己最好。不是说不跟人合作,是你要有独立的能力,才有资格谈与人合作。


过了三十岁之后,时间的计量单位不是一天一天这么过,而是一周一周的过,甚至一个月一个月的过,时间在加速度地往前推进。真正可以用来做点事情的时间,其实很少。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博客谈为什么喜欢用心经营的Borders(连锁书店,不幸已经消失)和Target(连锁超市),最后一句话不妨用在这里作为结语与大家共勉:“开超市卖卫生纸也好,开书店卖莎士比亚也好,用心就好。”

 

 

实习编辑/董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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