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斯伯格
译者/骆伟倩
来源/雅理读书（微信号：yalipub）
金斯伯格的七点人生经验
原标题：鲁思·巴德·金斯伯格对生活的建议
译者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1933年生，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她在充满性别歧视的年代中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了美国法律金字塔的顶端。作为美国民权同盟女性权益项目的创立者，金斯伯格为女权运动的变革目标制定了循序渐进的详尽计划。在她构想的世界中，男人与女人并肩合作，为着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性自由和生育自由奋斗。她与丈夫持续了将近六十年的幸福婚姻更是美国法律界的一个传奇。
“你一直想成为法官吗？”或者更高阶一点的问题是，“你一直想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吗？”每周最高法院里都至少有一批学生来参观，这是他们最经常问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标志着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一位女性想要成为法官已不再是一件古怪的事，这与我在1956年秋天进入法学院学习时截然不同。当时的美国法律界中，只有不到3％的律师是女性，在所有联邦上诉法庭中更是只有一位女性法官。
金斯伯格在70年代
而今天，大约一半的法学院学生和超过三分之一的联邦法官是女性，其中包括三位坐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上的女性大法官。美国所有法学院中超过30%的院长和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超过24%的法律总顾问都是女性。在我漫长的人生里，我亲眼见证了这些伟大改变的发生。
我们这个时代史无前例地让男女平等公民权在美国立法和司法机构中成为基本的宪法原则成为了可能，能够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并且成为律师，我深感幸运。这是几代的女权主义者，其中包括许多男性，一直追求的目标。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社会都没有做好倾听他们诉求的准备。
1970年代女性平权运动
4/9,你懂得
这一场运动努力解放我们的女儿们和儿子们，让他们得以不受人为限制地自由发挥潜能并取得成功，那么是什么让我得以成为推动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呢？第一，我有一位优秀的母亲，她以身作则，让我把阅读当做是一种乐趣，而且一直告诫我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不论受到怎么样的物质诱惑，也要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第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有过许多带给了我深刻影响或鼓励的老师们。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时，我欧洲文学课的教授弗拉基米尔·纳博拉夫（著名俄国裔美国作家，代表作包括《洛丽塔》——译者注）改变了我阅读和写作的方式。我从他那儿学到，不同的文字可以描绘出不同的场景。他解释说，选择正确的用词，并用正确的次序排列，可以在展现图景或者传达信息时起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我的宪法学及联邦法院课的教授杰拉尔德·冈瑟决心要为我在联邦法院中找到一个法官助理的职位，哪怕当时我的情况在那个时代极难以找到工作：从法学院毕业时，我是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但在他英勇的努力下，我真的找到了工作。
弗拉基米尔·纳博拉夫
杰拉尔德·冈瑟
当我公开演讲时，我还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有。这个建议是我的婆婆在我婚礼当天告诉我的，她是一位很有生活智慧的女性。“在每一个好的婚姻中，”她建议道，“有时候都需要装聋作哑。”我一直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这个建议，不仅是在我长达五十六年的幸福婚姻中，也在我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包括最高法院。当你听到无知或者刻薄的言论时，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去理睬它们。以愤怒或不耐烦的态度去反驳无法让你变得更有说服力。
我公公给我的建议也给了我许多帮助。当时我的丈夫马丁正作为炮兵军官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锡尔堡服役，他服役的1954年到1956年两年间，我在那儿陪着他。我在1954年末尾确认自己怀孕了。我们家将在1955年7月成为三口之家，但是我担心之后一年我就要带着一个婴儿去上法学院。我公公的建议是：“鲁思，如果你不想去上法学院了，你完全有充足的理由。如果你做了这个决定，没有人会看不起你。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学法律，你就要停止担心，然后找到方法带着孩子上法学院。”于是，我和马丁真的做到了，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晚上四点我们请了保姆照顾孩子。
当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平衡工作与生活这个概念都还未产生。但它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上法学院时时间的分配。我毫不怀疑，我在法学院里获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当时还是婴儿的女儿简。每天我都上课或自习到下午四点，然后回家陪伴简，带她去公园，玩傻傻的游戏或唱有趣的歌，给她读图画书和儿童诗，以及给她洗澡和喂饭。在简上床睡觉后，我会重新打开法律课本，又一次充满了学习的热情。我生活的这两个部分让另外一个部分都变得更加有趣，拥有这两个部分让我的生活变得比例均衡，而这种均衡的比例是我那些生活中只有法律学习的同学们所没有的。
金斯伯格一家三口在公寓内
年轻时的金斯伯格大法官与其女儿简·金斯伯格。简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拥有一个幸运的人生，但没有什么比得上我与马丁·金斯伯格的婚姻带给我的幸运。我没有任何词句足以形容我的丈夫，他极度聪明、充满活力，又永远充满爱意。在我们婚姻的早期，他就发现做饭不是我的强项。我们那两个热爱食物的孩子们（我们在1965年成为了四口之家，我们的儿子詹姆士在那一年出生）会永远感谢马丁，因为他把厨房变成了自己的领地，把自己变成了我们家中的最高大厨。
在我生詹姆士时，是马丁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我撰写的无数文章、讲稿和诉讼状，马丁都是第一位读者和批评者；在我两次罹患癌症时，是他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几次住院。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没有他，我不可能在最高法院中有一席之地。
当时的白宫法律顾问罗恩·克莱恩在我1993年被提名大法官时说：“我要正式说明，尽管鲁思·巴德·金斯伯格本就够格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但如果她的丈夫没有为她做那一切，她事实上是不会真的被选中的。”
“那一切”包括了马丁为我争取到了我家乡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支持，争取到了我曾经工作过地方的许多同事的帮助。
鲁思·巴德·金斯伯格与其丈夫马丁·金斯伯格，马丁2010年去世
我曾说过多次，我在我现在这个岗位上已经23年了，这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律师可能拥有的最好也是最辛苦的职业。
1993年，经克林顿总统任命，金斯伯格来到美国最高法律殿堂
最高法院最主要的职责是填补联邦法律中缺失的部分。正因为最高法院接受的案子一般都是下层法院中对于法律或宪法理解有所争议的案子，所以我们考虑的问题一般很难；也很少会有不容置疑的唯一答案。但是，通过大法官会议上的说理，以及更为准确深入的意见书中的讨论，我们最终更多会达成共识，而非产生激烈的分歧。
但是，当一位大法官认为多数大法官们错了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异议意见书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我认为某个很重要的案件判决出错了时候，我经常会使用这个特权，我的同事们也一样。
虽然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有着强烈分歧，比如在政治竞选经费花销、平权行动、堕胎权等问题上，但我们真诚地尊重彼此，甚至享受彼此的陪伴。
团结协作在达成最高法院的目标中至关重要。我们无法做好宪法给我们指派的任务，如果我们无法——用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最喜欢说的话来说——“不计前嫌”。
实习编辑/王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