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柏伊
来源/微信公众号 “律新社（lvxinnews）”
“近来日子都这么难过了，还要提升提留款的额度。”不久前，一名涉外律师在朋友圈的吐槽引发围观，转发评论中不乏同行惺惺相惜。
涉外律师日子没以前好过了？
不少律师在接受律新社采访时表示，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确实给涉外律师的业务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或许目前在业务量上没有明显下降，但在业务类型和职业发展方面，已经再难重现当年的风光。面临着国内法律服务业务快速增长，一些牛掰的团队和律所每年创收在30%-40%的增长，业务专业程度和辛劳程度都难以下降的涉外法律服务律师，心里多少有些嗟呀，尤其是一些以涉外业务为主的律所开始调整业务结构。
怀念——曾经的那块奶油蛋糕
某大所的高伙律师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深深感慨，做涉外律师真的是很苦！不像做国内业务的一些律师，业务委托后，可以交给团队里去执行，涉外业务要求高，助理只能帮帮一般的忙，大部分的活都得律师自己做，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双手在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每天在办公室真的像个工人一样，做个不停。人只有24小时，这样做出来业务肯定是有上限的，但是律所又要求合伙人创收要大幅增长，这对做国内法律服务的合伙人来说可能性大，但是对涉外业务的律师来说，这个太难了，可是如果完不成，颜面上会挂不住……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快速崛起，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很多企业也涌出国门寻找商机。无论是进来，还是出去，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法律问题，而这些法律问题中的大多数都属于涉外律师的工作范畴，如知识产权、涉外经济、国际贸易等。巨大的市场需求给涉外律师的业务拓展提供了契机。
涉外律师，指主要以涉外诉讼或仲裁和涉外非诉讼法律服务为主的律师，其代理的案件具有境外资本。
一度，涉外律师被看作是业内的“金领”，其居高不下的收费标准和利润率更是让很多同行羡慕嫉妒恨。不少外国所纷纷到中国设立分所，抢夺涉外业务的蛋糕。
然而近年来，情况却悄悄地起了变化。最直观的，就是一些外资所相继撤出中国。
2015年1月，法朗克律师事务所关闭了设立近10年的香港和上海办事处。半年后，又有新消息传来：查德本?派克律师事务所关闭了其北京办公室（也是该律所在亚洲的唯一办事处）。
这两家律所，前者在全球拥有600多名律师，主要服务于大型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公司、对冲基金及众多全球大型企业；后者旗下亦吸纳了400多名律师，在Vault（Vault.com，著名的HR咨询公司网站，每年发布全美Top100律师事务所排行榜）上排名73位，能源油气方面的业务尤为突出。
概括而言，无论是法朗克律师事务所，还是查德本?派克律师事务所，均非无名小卒。他们的这一行动，无疑被业内外看作是释放了“退出中国和亚洲”的信号。
对于在华外国律所的情况，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Squire Patton Boggs）上海办事处的律师Dan Roules曾对媒体如是表态：“由于中国经济放缓且对华并购数量减少，一些在华国际律所步履维艰……尽管对外并购有所增加，但这些交易对价格非常敏感。”
从事涉外业务逾20年的资深律师表示，虽然目前看来业务创收在实质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日子已经没以前适宜了”。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成长，以及其对法律、合规业务的重视，整个中国法律市场中跨国企业的客户比重在不断降低。
阵痛——涉外业务量少利薄
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骏律师拥有多年为日本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经验。“从总体上说，近年来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张骏说，这样的危机早在4年前就已经出现端倪。
2012年左右，受国际关系影响，专做日本业务的里格所就明显感觉到日本客户的投资步伐渐渐放缓。“我自己跟了很多年的一个客户，本已经花了两年的时间考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但是因为受国际关系的影响，最后取消了在华投资的计划。”而与之相应的，是后继性法律服务的终止。
张骏分析，日企撤离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劳动力、土地等商务成本的上升。企业为了更有竞争力，有些会转移到东南亚，有些是将股权转让给中国企业，有些公司就直接清算了。
世泽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合伙人连晏杰律师也指出，近几年来，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包括外交因素的考量，外商到国内投资的经济总量明显发生了变化，境外资本在到国内投资的过程中都呈现相对谨慎的态度。
“外商在华设立企业，收购兼并的步伐明显减慢，总体数量少了，传递到法律服务业，需求量也相应地减少。”连晏杰说。
除了直接在华投资，目前很多项目的收购兼并，都是通过基金来完成的。相对而言，本土的很多基金非常灵活，很快就能作出决定，并完成尽调。而境外的基金则相对保守，决策周期长、流程长，在项目的争夺中往往落于下风。
在境外资本总量减少的同时，原有业务的利润率也在发生变化。“以前涉外业务的利润率是很高的，外商会比较习惯于用自己母国的收费标准来考量。”连晏杰说，但是，随着国内涉外律师人数的不断增多，加之涉外业务总量的减少，相应的服务报价也逐渐下降，利润率已经远不如从前。
转型——要么走出去，要么接地气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涉外法律服务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外企撤出的业务逐渐增加，相对应的清算、裁员、纠纷类法律服务业务这两年成为涉外业务的主要内容，也因此补充了涉外服务的业务量。“但这不是好现象。”连晏杰说，外资进来，会带来持续性的业务需求，但外资撤出，则只是一锤子买卖，“在服务它的同时，也失去了它”。
目前来看，不少涉外律师或律所已在谋求转型。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律师法律服务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再次为中国涉外律师创造出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外投资成为不少涉外律师的转型选择。
一种就是由Inband转做Outband，为境内资本到海外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例如张骏及其所在的里格律师事务所，从4年前开始转型。他们设立了一个发展事业部，开拓了关于新三板、基金等领域的业务类型，此外，他们还利用自己在海外的关系，开始接手一些Outband（海外投资）的项目。而之前涉足甚少的诉讼类业务，他们也慢慢渗入。
另一种就是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内客户，完善业务结构。但是因为文化理念、利润率等差异，在转型的过程中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张骏就切实体会到中外客户的一些差异。一方面，与本土客户沟通自然是更加顺畅，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但另一方面，本土客户较外国客户更具有多变性，对时间的把控也相对随意，这有时候会让律师在节奏上略感为难。
“但是不管怎样，作为专业律师，无论是面对外国客户，还是面对本土客户，都会以同样的服务标准来要求自己。”张骏说。
当然，最近也有一些拥有尖端技术的日本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一些日本服务型企业也开始转战中国。相信随着经济新常态，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中高端服务业还是大有可为，这块的比重应该会越来越大。
实习编辑/董欣鑫